西安事变爆发之后，尽管张学良将军将蒋介石及东北军引入“二二事件”的内部纷争，使得西安方面对南京的主动权发生位移，并且西北地区的“三位一体”格局亦告破裂，然而时局已然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我们手中紧紧握住了推动合作抗日的关键主动权。
蒋返南京之际，决议于1937年2月15日召开国民党第五届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旨在研讨国共间的合作关系以及对抗日本的政策事宜。为促使国民党实现转变，毛主席亲自执笔起草了相关文件。中共致国民党三中全会通电提出五要求，四保证。
（一）即刻终止所有内战，凝聚国家力量，齐心协力抵御外敌；（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并释放所有政治犯；（三）立即召集各党派、各界别、各军种代表的大会，汇聚全国英才，共谋救国之道；（四）加快完成对日本抗战的全面准备工作；（五）切实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
如果国民党能确定这五项国策，中国共产党愿作出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中共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电
这标志着我们政策领域的一次重大调整。毛主席曾言，这样的妥协是不可或缺的，其背后依托的是更为宏大、至关重要的原则——即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此乃双方均需作出让步、实现团结、共同抗击日本侵略的体现。在他看来，当面临诸多原则难以兼顾之时，普遍原则理应作出让步，并服从于那些更为重大和根本的原则。
这个通电发出后，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在国民党三中全会决议中，虽然仍使用了反共语言，但所提谈判条件与中国共产党的条件相近，表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
这一变革令人欣喜，然而，它仅仅是变革的序章。未来的道路将充满曲折，我们需要经历一次次回头的试错与激烈的对抗，最终，在外部环境的压力下，才能迎来真正的结局。
蒋介石邀请周恩来至南京进行和平谈判，然而其却再次发出“剿共”的号令，并拘禁了张学良，此等背信弃义之举，怎能让周恩来踏入南京？最终商定，周恩来将与刚抵西安的国民党中央军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展开首轮谈判。
毛主席与张闻天向周恩来阐述谈判的核心内容及具体条件：首先，在涉及与南京政府交涉的政治立场问题上，可参照致三中全会电的内容。其次，在军事层面，我们同意提出初步组建12个师和4个军的构想，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担任各军军长，共同组建一路军，并设立正副总司令职位。朱德正方为首要，彭德怀担任副职。其次，关于军饷，若对方答应更改番号，则红军将依照中央军的待遇领取；若对方有意拖延更改，则每月至少提供80万至100万作为支援。再者，若成立国防委员会，红军需派遣代表参与；若暂时未设立此类机构，红军亦需派遣驻京代表以参与国防的准备工作。最后，关于党内问题，我们只要求不逮捕党员、不破坏党组织即可，红军的组织与领导保持不变。
毛泽东在延安（美国记者斯诺拍摄）
朱德延安照片（斯诺摄）
进一步指出，我们必须参与军事机构的决策，诸如军委会、总司令部、国防会议等，以及政治集会的讨论，包括各党派、各政党代表的会议和国民大会，在抗日战争期间，亦应参与政府事务。我们的防御区域应涵盖金积、灵武，若东北军撤离，还需包括海原、固原、镇原以及西峰镇等地，因现有防御区域实属不足。此外，陕甘以外的所有红军游击队应全部转变为民团或保卫团，即便是千人以上的规模，也不宜集中调往陕甘地区。同时，我们坚决拒绝南京派遣的政治训练员。在政治立场方面，若对方执行五项原则，我方则坚持四项，这已是我们的底线，绝无妥协余地。此外，我们要求国民党当局指令二马停止对西路军的战斗，并交出防区。自西路军陷入困境以来，中央政府多次通过谈判渠道进行交涉。
蒋介石另有所图，遂密令顾祝同着手削弱并加强对红军的控制：针对红军编制，我方提议设立12个师，蒋介石却仅同意组建四个以团为编制的师，共计兵力为15000人，不得增加；各师的参谋长以及从副师长至副排长等各级副职，均需由中央直接派遣；至于其他事宜，待军事方案商议妥当后，周恩来将前往南京另行商讨。
巨大的条件差异导致首轮谈判陷入僵局。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因为共产党没有掌握枪杆子被屠杀，如果再被蒋介石用嘴巴解除武装是不可思议的。蒋介石想不战而屈人之兵，我们不可能让他得逞。
毛主席与张闻天共同确立谈判策略及底线：红军编制规模设定为五万人，其军饷将参照国民革命军的待遇发放，并额外要求五十万元临时经费，这将成为我们最后的让步极限，同时我们力求争取更多的支持。至于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军以及地方部队，则不包括在这五万人之内，它们将转变为保安团和民团，其开支将由特区行政经费承担。
国民党三中全会落幕之际，周恩来与叶剑英携手与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展开第二轮的磋商。至3月8日，双方的观点已大致达成共识。周恩来将谈判取得的成果归纳为三项，共计十五条，此份协议被后人铭记为“三八协议”。
其中政治方面主要条文：一是中国共产党承认服从三民主义的国家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彻底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要求国民政府分批释放共产党，容许共产党在适当期内公开。二是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现红军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执行中央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请中央任命，行政经费请由行政院及省政府规定之。三是红军取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军事委员会及蒋委员长之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统照国军同等待遇，其各级人员由自己推选，呈请军委会任命，政训工作由中央派人联络。
首先，将现有红军中最为精锐的部队改编为3个国防师，总计包含6个旅和12个团，以及步兵团以及其他直属的工兵、炮兵、通信兵和辎重部队。其次，在三个国防师之上，设立某路军总指挥部，并配备特务营、工兵营等直属队伍。再者，红军现有的骑兵部队由3个团和1个骑兵连组成，共计约一千四五百人马，计划编组一个骑兵团。最后，改编后的经费和补给将按照国军的同等标准进行。
然而，即便是这样幅度颇大的妥协条款，顾祝同、贺衷寒等人依旧表示反对。他们提议将“承认”一词替换为“服从”，并将“要求”调整为“请求”；将“陕甘宁行政区”更名为“地方行政区”，使之隶属于各省份；此外，他们还主张废除民选制度，将红军的编制缩减至一师一万人，总计三万人；同时，他们还将“服从统一指挥”修改为“服从所有命令”等。
答应这样的结果，就是要把共产党矮化成投降，要裁减红军，要改变红军的独立领导，肢解陕甘宁苏区。中共中央不可能接受。
西安谈判陷入僵局。
博古、叶剑英、周恩来。
面对这一局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门就谈判事宜进行深入讨论。毛主席明确指出：蒋介石面前有两条道路可选，一条是追随日本的命运，另一条则是与我们携手同行，目前他正处于犹豫不决之中（这体现了对对手的深刻洞察）。谈判的成功彰显了我们真诚的态度，但必须建立在合作的原则基础之上，而非屈服（鲜明地界定谈判的本质）。谈判的方针，无疑是指引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实现合作的航向，而非让无产阶级沦为资产阶级的附庸。若是如此，我们将丧失信仰。我们宁愿玉石俱焚，也不愿苟且偷生。至于谈判的具体策略，应当先就原则性问题展开讨论，然后再探讨技术细节。我们应当召开会议，发布宣言，从政治层面进行动员。对于国民党的代表，应明确其身份，部分人可能不适合参与谈判（明确谈判的方针与策略）。
一是保持三个国防师的编制不变，不派遣副官，确保本期学校顺利完成，政治工作人员职位维持不变，每个师的兵力保持在15000人以上，编制表由我方自行制定，服从国防部门的调动，西路军立即停止战斗。二是确保苏区的完整，坚持民选制度，地方部队人数不得少于9000人。
我们还需明确应采取的策略：当前，我们需转变策略，明确提出上述最低限度的要求，并明确表示在西安已无再商量的余地，呼吁与蒋介石会面以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和平的大局已然奠定，若在政治上采取积极的进攻态势，不仅有利于问题的妥善解决，更不会导致谈判的全面破裂。
需对周恩来所拟定的十五条原则（即所谓的“三八协议”）进行原则性及条文上的补充与修订。其缘由在于，和平大局已定，目前所讨论的是国家政策及两党关系的具体实施策略，这要求在原则上必须周全，在实践上必须可行。同时，谈判的对象亦需重新定位，直接与蒋介石进行接触。
事实业已证明，毛主席关于在总体和平格局已确立的情况下，政治上采取攻势不会导致谈判破裂的判断，完全正确无误。
数日之后，蒋介石再次通过电报邀请周恩来进行会面。周恩来抵达杭州与蒋介石会晤，就与顾祝同之间的争执议题，着重提出了六项要求：首先，陕甘宁边区必须作为一个完整的行政区存在，不得予以分割。其次，红军改编后的总人数应达到四万余人。第三，若设有三个师以上，则必须设立总部。第四，关于副佐及政训人员的派遣，应予以限制。第五，红校的当前学期必须完成。最后，红军的防御区域应予以扩大。
首先，他承认中共拥有民族意识与革命精神，视其为一股新兴力量，几个月来的和平运动所产生的影响颇佳。他期望中共能深刻反省过去的决策，并坚定不移地执行新的政策，坚信这将导向成功之路。其次，他承认国共分裂是导致过去十年革命屡遭败绩的原因，导致了军阀割据、帝国主义势力侵占中国的严峻局面，并提出双方都应反省过往，承认他个人亦有过失。第三，他建议中共在与他合作时，不应提及国民党，而应直接表示与他合作，因为任何政党在环境变迁中都会调整政策。然而，一项政策必须坚持十年、二十年才能显现成效，因此他希望中共能够与他长久携手，即便在他离世之后亦能避免分裂，以免内乱导致英国和日本联合瓜分中国的悲剧。为此，他建议共同商讨一种永续合作的策略。
虽带有几分私心，然而诚意充沛，触动人心。
周恩来提出，制订共同纲领是确保双方携手共进直至目标的最佳途径。蒋介石表示赞同，便催促道：“那么，你们便速返延安，商讨一个能与我国合作的纲领吧。”
谈及红军与边区事务，蒋介石的态度尚可，他认为这些问题不过是细节，易于处理。国民大会与国防会议不久将召开，你们届时可参与其中；行政区可以统一管理，但需中共推荐一位南京方面的代表出任正职，以应对各方诉求，副职以下则由中共负责，中共自行运作，我们绝不干预；关于军队人数，我们不与你们争执，总司令部可以设立，我们绝无意图破坏你们的军队，仅仅是为了联络；粮食供应问题也可妥善解决。即便长远合作的方案尚未最终确定，我也坚决不再发动战争。
瞬息间，柳暗花明，中共中央对此结果表示满意。
蒋介石想叫儿子蒋经国回国，希望得到中共帮助。第一次国共合作时蒋经国赴苏联留学，并在苏联加入了共产党，蒋介石发动政变后，蒋经国发表声明脱离父子关系。为使蒋父子团聚，我党向共产国际提出要求，经斯大林批准后，蒋经国于1937年４月17日回到上海。毛主席、周恩来派李克农前往上海迎接谈话，并希望他能为促成国共合作抗日做出贡献。
蒋经国在苏联留学
然而，若以为至此一切皆圆满解决，问题得以妥善处理，那便是对蒋介石的深谋远虑估计不足。
6月初，周恩来携带中共起草的合作纲领见蒋，蒋却把纲领抛在一边，提出要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他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量干部合组，蒋担任主席并有最后决定权。显然是要利用这个组织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许多承诺也推翻了，答应3个师以上设总司令部，变为设政治训练处指挥，并公然“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各边区武装也要“实行编遣，其首领须离开”，不再提允许共产党适时公开，规定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大会时“不以共党名义出席”等。
谈判三度陷入僵局。
在周恩来向延安汇报谈判事宜完毕之后，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他主张，我们应坚守自主原则，然而当前形势下，我们必须接受对党的制约、对军队的限制，所有行动都必须遵循同盟会的决策，蒋介石更拥有最终裁决权。面对这一局面，我们应持何种立场？似乎仍需在其设定的框架内行事。诚然，这样的框架在表面上严重削弱了我们的自主性，实质上也多少造成了自主性的损害。然而，从政治角度来看，这并非根本性的自主性损失。一是党的秘密行动，二是红军的补给保障。实际上，红军和苏区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毛主席的思想方法独树一帜，开阔而深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他看待问题，不拘泥于表象，而是洞察本质；不局限于眼前，而是展望未来；不囿于他人划定的框架，而是从我们党的内在逻辑和内部政策出发。正因如此，你若试图限制他，却往往难以如愿。蒋介石试图将我们束缚于狭小的天地，而我们却能转变思路，视野顿时开阔。一旦问题想得透彻，便无所畏惧。
此刻，1937年6月已至月底，正值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在即。为抗御外侮、挽救国家于危难之际，中共中央毅然决定对蒋介石作出重大让步。
我们的新方案，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同意以蒋为主席，承认其依据纲领有最后决定权（依据纲领，而不是无条件的决定权），但目前应着重保持共产党的独立组织及政治宣传和讨论之自由，使同盟会成为政治上两党合作的最高党团（是合作形式而不是合并）。
确信无疑，中共计划于7月中旬发布国共合作宣言。届时，若蒋介石同意设立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红军将依照其指示进行改编。若蒋介石仍旧犹豫不决，红军将在“八一”当天自行宣布改编事宜，组建三个正规师，总人数达到四万五千人。此举意在明确告知对方，若再不给予同意，红军将无需等待，自行按照有利于抗日救国的方针执行既定方案。
决议已定，陕甘宁边区将于7月份启动民主选举程序，并将推荐人选呈报蒋介石。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中的一人任边区行政长官，林伯渠为副长官；各游击区原则上一律停止没收土地及建立苏维埃政权，取消红军名义，改以抗日义勇队名义出现；力争朱德为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人，毛泽东原则上不拒绝出外做事，但非至适当时机托故不去；周恩来再去见蒋时，博古、林伯渠、董必武一起去等。
不久，南京方面再次发电邀请周恩来进行谈判。恰逢他抵达上海的夜晚，卢沟桥事变突然爆发。中共迅速表态，表示愿意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全力以赴抗击敌人，并承诺在十天内完成备战，随时待命出发。
但蒋介石仍十分冷淡，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3个师直属行营管理，3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并提出由周恩来任政治主任，毛泽东任副主任。
这种不合情理的请求我们断然无法接受，导致谈判第四次陷入了僵局。
面对中央的决策，周恩来等人将返回延安，并采纳了停止谈判的策略。
为何态度如此坚定？只因局势发生了转变。正如毛主席所言，日军发起攻势的态势已然形成，抗战胜利的可能性得以显现，“蒋介石对红军的策略无法接受，唯有采取拖延的策略”。
每当提及不再深入讨论、意图拖延时，事态却意外迎来了转机。
7月29日与30日，北平与天津相继沦陷，蒋介石陷入绝境。周恩来等人才刚回到西安，顾祝同便告知他们，蒋介石急切催促红军立即出动，抗击日本侵略。
蒋介石在庐山宣读抗日声明
毛主席、张闻天要周恩来转达蒋介石：（一）我们8月15日前编好，20日出动抗日。（二）3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德正彭德怀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蒋介石拟派他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以便指挥作战。（三）3个师45000人。另地方部队1万人，设保安正副司令，高岗为正，萧劲光为副，军饷照给。（四）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散。（五）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六）刺刀、工具、子弹、手榴弹等之补充。
明确指出，红军在作战中秉持两大原则：首先，在总体战略指导下，采取独立自主的分散游击战，而非阵地战或集中作战，避免在战役战术上受到束缚。唯有如此，方能充分发挥红军的特长，对日军造成有效的打击。其次，在初始阶段，红军应部署三分之一的兵力，兵力过多将不利于游击战的展开，反而容易遭受敌人集中力量的打击。剩余兵力则应根据战争的发展态势，逐步投入战斗。
然而，在谈判过程中，康泽再次提出异议，认为中共宣言中不应提及“民主”一词，而应替换为“民用”。此外，他亦反对取消对民族、民权、民生三条的阐释；对于“与国民党达成谅解，共同应对国家危难”的提议，他也表示坚决不赞同。
讨论是否又将陷入僵持？然而，形势并未给予蒋介石再次机会。
8月13日，日军的攻势猛烈袭来，战火蔓延至上海，触及了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为此，红军被紧急调遣至抗日战场，这一举措迅速改变了谈判的局势。
8月18日，蒋介石正式批准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任命朱德、彭德怀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据此，下辖一一五师、一二零师及一二九师三支部队。蒋介石亦承诺，国民党将不派遣军官进入八路军任职，仅在每个师的总部及三个师之间各派遣一名联络参谋。此外，他还同意红军充当战略游击支队，负责执行侧面作战，协助友军对日军进行骚扰和钳制，同时消灭日军的一部分力量。
9月22日，距离卢沟桥事变已过去两个半月，国民党中央社正式发布了中共中央的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亦发表声明，实则认可了中共的合法地位。至此，国共两党第二次的合作宣告正式展开。
反思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历程，我们洞察到了哪些内容？
认识到抓主要矛盾的重要性。瓦窑堡会议确认了主要矛盾的转变，并据此确立了新的战略方针。随后，我们积极转变思想，主动把握政治、道德和决策，进而延伸至战略层面，直至行动的主动出击。我们顺应天时，迎合民意，将看似遥不可及的目标化为现实，最终圆满实现了预期目标。
目睹了扭转历史逆局之策。当阶级斗争如火如荼之际，我方毅然决然派遣主力东进抗击日军，此举不仅颠覆了既定格局，更引发了席卷全国的民族革命狂飙。这一系列变革导致统治阶层内部矛盾激化，从反蒋抗日的两广事变，到迫使蒋介石抗日入川的西安事变，短短一年间，历史的车轮由此彻底转向。
识别出矛盾双方转化的严苛条件。那些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并非道德与理义所能轻易化解。我们无法天真地期待在谈判桌上便能一蹴而就。必须制造出让对方陷入不得不妥协的境地。若无红军在战场上的有力打击，没有张学良与杨虎城施加的强大压力，乃至在日本投降派绝望之际所发起的进攻，蒋介石改变初衷的难度将更加巨大。
领略了政军一体化的斗争技巧。蒋介石坚决意图剿灭红军，然而，若要与他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则需采取全局策略，从局部入手。首先，深入细致地开展工作，以张、杨为首的关键人物为突破口，迅速在西北地区形成“三位一体”的局面。最终，通过局部变革推动全局改变，成功达成了看似不可能达成的目标。
察觉到光明前途的曲折。历史不断抛出新的挑战，我们必须坚守信念，保持自信，关注主观与客观因素的相互作用。在敌我双方不断变换策略的动态局势中，我们要牢牢把握引领发展的主动权，最终让“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折的关键点”。
毛主席曾以生动形象的方式比喻道：在陕北，驴子众多，驱使驴子上山有三种途径：一为牵引，二为推动，三乃鞭策。面对蒋介石不愿抗战的态度，我们便效仿对待驴子的策略，先进行劝导与引导，若其仍不情愿，便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
此法有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