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有书珂文
在近代中西科学交流史上,早期的“庚款留美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庚款留美生,即庚款留学生之一。
庚款留学生是指,在中国“庚子赔款”后,英、法、美、荷等国相继与中国订立协定,退还超过实际损失的赔款,退还款项除了偿付债务外,其余大都用于教育,中国每年可向以上国家输送相应的留学生。
庚款留学生便由此产生。
这批学子大多出生于19世纪末,他们在辛亥革命前后前往美国深造,既对中国传统经典和社会情况有着深刻的理解,又系统学习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
他们站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上,拥有独特的优势和极大的热情,致力于会通中西、复兴中华。
而在这群留美学生当中,不少人学成归国后,在我国科研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王琎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
他不仅是中国近代分析化学的先驱者,还在中国科学史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琎以其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坚定的爱国情怀,成为连接中西科学的桥梁,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就像他所说的:
“真正的学者、思想家、科学家,没有一个不希望中国急起直追,去利用‘科学’这一文明新利器,来解决她自身的困难。”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领略这位真正的学者、思想家、科学家的风采。
立志求学,科学救国
王琎出生在晚清动荡时期。
当时他与诸多同辈青年一样,也是选择了科举之路,入朝为官是他最初的梦想。
然而,时局的纷扰不仅令他心生困惑,也让他在人生抉择上徘徊不定。
他迷茫于自己是要像父亲一样,一辈子当个小官,在官场中做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沉浮一辈子,还是要毅然挣脱书斋的束缚,去拓宽视野,以观世界。
正当王琎迷茫之际,几名友人的到访让他终于下定了决心。
1907年,数位思想先进的好友莅临探访,见王琎还沉浸在经史之中,纷纷以讥讽之语说:
“这堆废纸,读它何用?不如统统烧掉,免得害人!”
这段话就像突然响起的惊雷,让王琎瞬间清醒,他明白,只有科学才能救国。
于是,他决定离家去考北京京师译学馆,专门学英语,然后再找机会出国留学,去学习当时西方先进的文化与知识,再回来报效祖国。
1909年,王琎表现出色,成为首批“庚子赔款留学生”,和梅贻琦等46人一起去美国深造。
不过由于他的数理化基础不够强,没能直接进入大学,而是被要求先补习完高中课程。
面对着出师不利,王琎并没有气馁,反而愈挫愈勇,最终通过两年的刻苦学习,他考上美国里海大学,专攻化学工程。
王琎在大学期间既重视书本理论,又注重科学实践,经常在放假的时候跑到一些化工厂里去实习,因此他学术知识十分扎实。
1916年,王琎回国后很快在化学研究领域崭露头角,并引起了蔡元培先生的注意。
蔡元培先生邀请他参与创建国立中央研究院,并让他担任了化学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
王琎上任后,亲自组建了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等研究团队,还去江苏宜兴研究陶瓷技术,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尽管取得不小的成就,但王琎还是保持着谦逊。
1934年,他再度赴美,进入明尼苏达大学进行深造。
在此期间,他经过了深入的探索和研究,首次解释了铂、金、银在不同电解质溶液中抗腐蚀能力差异的原因,得到了学校的高度评价,进而获得了科学硕士的学位。
虽然取得了一项又一项的成就,但王琎一生都坚持着“学无止境”的信念。
他把所有科研学习的感悟都记录在日记里,几十年如一日,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科学财富。
创新方法,桃李满天下
从大洋彼岸开始,王琎就在化学研究和教育领域默默耕耘了半个多世纪,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
是他,开启了中国化学史研究的新篇章。
化学史是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需要了解工、农、医、地质、物理、化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同时还需具备古文、历史、地理等学科的素养。
研究者要用现代化学分析手段进行研究,这样才能在这个领域里得出准确的结论。
因为这个领域难度大,很少有学者愿意深入研究。
但王琎是个例外。
他研究了古老的文献《齐民要术》后,把科学分析手段和古文献考证结合起来。
他先做实验分析,测出大量数据,然后和历史记载、文献考据进行对比研究,最后得出可靠的结论。
比如,他通过分析古代五铢钱的化学成分,成功判断出了五铢钱的生产年代。
这个成果在全国知识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除此之外,王琎还开创了中国近代的分析化学。
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发表了基于铜合金系统精确分析的研究论文。
他还对江苏凤凰山铁矿的化学成分、南京的水源等进行了详细分析,为资源利用和水质分析提供了科学依据。
对于很多学者而言,做研究是他们最大的志趣所在,而王琎不仅研究出色,他还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化学人才。
那时他刚刚学成归来,学术上的累累硕果让王琎有着众多选择的机会,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他毫不犹豫地接过了教书育人的神圣使命,先后在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学府留下了辛勤耕耘的足迹。
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浙江高等工业学校亲自筹建了我国化学工程领域的首个化学工程系,为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打下一根坚实的根基。
岁月流转,时间来到1936年,王琎再次跨越重洋,学成归来。
这一次,他选择了四川大学与浙江大学作为他继续传道授业的舞台。
1937年,面对国家动荡不安的局面,他毅然跟随浙江大学西迁,历经千辛万苦,却始终坚守在教学一线,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师者的责任与担当。
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化学系主任因故暂离岗位,竺可桢校长力荐王琎暂代此职。
面对这份突如其来的重任,王琎没有丝毫犹豫,便挑起了这副重担。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当学校找不到物理化学的授课教师时,竺校长再次想到了王琎。
尽管他从未涉足过这一领域的教学,但他却以一颗对教育事业的赤诚之心,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挑战。
无数个夜晚,一盏昏黄的油灯陪伴着他,他埋首于书海之中,精心备课至深夜。
在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王琎不仅开设了多门具有创新性的课程,而且每一门课程都倾注了他的心血与智慧。
他亲自编写讲义,内容详实、逻辑严密、特色鲜明,深受学生们的喜爱与推崇。
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受教育部之托,编写了数十万字的高校教学用书《分析化学》,为我国的化学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赤胆忠心,报国无悔
王琎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我国近代那段动荡艰难的岁月中度过。
有一次,他在汉口参观工厂时,仅仅因为误入了一条“洋人专用”的道路,就在码头上遭到了巡捕的毒打。
这让他满腔的愤怒化作一句话:
“为什么中国人的地方中国人不能走!”
多年以后,他把这份愤怒转化为实际行动。
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他放下手中的笔,开始研制烈性炸药,用以摧毁日军战舰。
抗战后期,通货膨胀严重,许多人抢购黄金银元以保值。
有人也劝他这么做,却遭到他断然拒绝。
他说:
“抗战应该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既然不能上前线杀敌,难道还要在后方扰乱金融吗?”
经历了这段动荡艰难的历史,王琎深深感受到了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为国家和民族的重生感到由衷的高兴。
尽管他曾留学海外,但是对国外的优越条件却毫无留恋,学成后立刻回国。
他不仅自己回来,还动员远在美国的子女回国效力。
王琎的爱国精神深深影响了他的家人。
他的长子王秉忱解放后担任了中南建筑设计院副总建筑师,二女儿王宝琳是北京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教授,儿子王启东曾任浙江大学副校长、浙江省科协主席,女婿林秉南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们都为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1964年国庆前夕,王琎发表了题为《七十年的回忆,新和旧的对比》的文章,介绍新旧社会的巨大差异。
他在文中呼吁大家积极投身经济社会建设,并附上诗歌一首:
“回首迷茫七十年,而今拨雾见晴天。衰年也似青年乐,建设声中喜万千。”
王琎先生的爱国之情,溢于言表。
如今的中国,早已挺直了腰板,但是王琎先生的爱国精神却永不过时,他必将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站得更高,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