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6月12日，一位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老人，郭沫若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六岁。这位集诗人、学者、考古学家、革命家于一身的文化巨匠，其逝世自然引发了举世瞩目。
然而，在他逝世仅仅六天后，也就是1978年6月18日，一份原本拟好的悼词，却被当时刚刚复出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同志亲笔批示，将其中“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一句中的“伟大”二字，改为了“卓越”。这一字之差，看似微小，却如同一把精巧的钥匙，打开了理解郭沫若复杂人生的独特视角，也引出了后世对他评价的两极分化。
为何是“卓越”而非“伟大”？这其中蕴含的深意，值得我们细细探究。郭沫若的一生，如同他笔下波澜壮阔的史诗，既有以身许国的慷慨激昂，亦有个人情感的跌宕起伏，是才华与争议并存的鲜活写照。
弃医从文的文化先声
郭沫若早年的经历，便埋下了他人生矛盾的伏笔。1912年，他依家族之命与张琼华结婚。然而，这段包办婚姻仅仅维系了五天，他便离家远走，此后二十余年未曾联系，留下了原配夫人一人苦守家园。
离开家庭后，郭沫若于1914年赴日本留学，最初研习医科。在异国他乡，他广泛接触西方文学思潮，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类西方经典，这为他日后弃医从文埋下了深厚的文学种子。
1916年，在日本留学期间，郭沫若与当地的护士佐藤富子相识并同居，他们共同生活，育有四儿一女。这段时期，郭沫若的文学创作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期，孕育出中国新诗的开山之作，如《女神》等，奠定了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先锋地位。
1919年5月4日，远在日本的郭沫若被国内爆发的“五四运动”深深震动，民族存亡的危机感与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责任感，使他坚定了以文学救国的信念。两年后，在1921年初，他毅然决然地做出了“弃医从文”的重大抉择，正式转学文科，尽管后来他仍旧获得了医学学士学位，但这一步已然明确了他将文学作为毕生事业的方向。据说，部分原因也与他听力受损，影响医学实践有关。
郭沫若“弃医从文”的道路，常让人联想到同样选择此路的鲁迅先生。周总理曾对两人有过精辟的评价，称鲁迅是“开辟道路的先锋”，而郭沫若则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这不仅肯定了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里程碑式贡献，也揭示了他们各自独特的历史定位。
投身革命的文化旗手
郭沫若的笔，不仅是诗意的表达，更是投枪匕首。1926年5月，身在广东大学的郭沫若，第一次聆听了周总理的演讲，深受触动，对他产生了由衷的敬佩。次月，经由革命党人介绍，郭沫若终于与周总理相识，这段缘分开启了两人长达五十年的深厚友谊，郭沫若也自此投身轰轰烈烈的北伐大潮。
然而，革命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面对白色恐怖，郭沫若不顾个人安危，笔走龙蛇，撰写了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直斥其反动行径，展现了他作为文化战士的无畏与风骨。
这份无畏也给他带来了麻烦。1928年2月，因被国民党通缉，郭沫若被迫再次流亡日本，这一去便是近十年。此次流亡，他与妻子佐藤富子不辞而别，将她和孩子们留在了日本，这成为他个人生活中又一备受争议的事件。
直至卢沟桥事变后，民族危亡之际，郭沫若才义无反顾地回国抗日。在周总理的精心安排下，他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厅长，领导着波澜壮阔的抗日文化运动，以笔为武器，唤醒民众的抗战热情。正是在这一时期，他结识了第三任夫人于立群，开启了他人生的新篇章。
抗战期间，郭沫若的创作激情依旧旺盛。1942年，他创作了历史剧《虎符》，在重庆大轰炸后，他又写下了《惨目吟》，用文字记录下日军暴行和民族的苦难，激励抗战士气。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更是肩负重任，曾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等要职，主要致力于历史研究与考古发掘。他在甲骨文断代、青铜器铭文比对等方面取得了斐然成就，被誉为文化战线上的旗帜。1958年，他笔耕不辍，连续创作了98首描绘奇花异草的诗歌，展现了他旺盛的创作生命力。
复杂人生，争议中的“卓越”
晚年的郭沫若，依旧为国家文化事业鞠躬尽瘁。1978年，他抱病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同年，他强撑病体，完成了文集《沫若剧作选》的编撰并出版，不久便因大叶性肺炎在北京病逝。
然而，在他逝世后，社会对他的评价却逐渐出现了两极分化的态势。这不仅仅是因为邓小平同志在悼词中的一字之改，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郭沫若复杂的人生经历和其作品中显现出的某些特质。
1988年，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金达凯发表《郭沫若总论》，对郭沫若的人品及其作品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郭沫若的作品“东拼西凑、见异思迁、互相矛盾”，甚至认为他的一些考古命名不够严谨，对他的学问和人品都提出了质疑。
但金达凯的观点并非毫无争议。1992年，大陆出版了《百家论郭沫若》一书，对金达凯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反驳，肯定了郭沫若在思想、文化、学术领域的巨大贡献。而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这位在华人世界享有盛誉的史学大家，也在公共场合肯定了郭沫若的才华、深厚的国学基础，以及他在甲骨文和经文研究上的原创性贡献。
争议的另一焦点，无疑是他备受诟病的三段婚姻生活。1912年他离弃原配张琼华，让其苦等数十年。1928年流亡日本时，他对第二任妻子佐藤富子和子女的不辞而别，也让佐藤富子后来在日本孤苦无依，甚至远渡重洋来中国寻找他，但终究未能重聚。更令人唏嘘的是，他的第三任夫人于立群，在郭沫若逝世后的次年，即1979年3月，自杀身亡，其死因至今仍是社会对其私人生活质疑的重要论据。
这些个人生活的选择，无疑给他“伟人”的光环蒙上了一层阴影，也成为后世评价他时无法回避的道德困境。
结语
邓小平将悼词中的“伟大”改为“卓越”，恰是对郭沫若一生最精辟的总结和高度肯定。
“卓越”一词，既肯定了他作为中国新诗的开山鼻祖、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与主将、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抗日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在历史研究与考古发掘领域的斐然成就，这些都足以使其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同时，“卓越”也隐含了对“人无完人”的深刻理解，它没有回避郭沫若在个人生活上的瑕疵，也没有抹杀他学术观点上的某些争议。这种评价方式，是更趋于客观和实事求是的，它承认了一位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与多面性，既肯定其不可磨灭的功绩，也包容其作为凡人的局限。
郭沫若的“卓越”，在于他超越时代的思想与行动，为中华民族的觉醒与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而他个人生活中的种种，也提醒着后世，历史人物的评价，当摒弃简单化的褒贬，更趋向于全面与客观，方能真正理解其“卓越”的深层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