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中有句话说：鹤在阴处鸣叫，它的孩子们会回应；我有美酒，愿意与你共享。希望每个有共鸣的你能关注我，给我留言，一起学习，广交朋友。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经历与其他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有所不同。其他国家，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法西斯国家，内部都非常团结，并且拥有完整的政治体系，能够通过组织和管理来调动国家的各种资源，包括军事、经济和社会资源，全民一心对抗敌人。
不过，中国在南京和重庆以国民政府的名义进行的战争却完全不同。
地方势力和国家政权的关系
追溯历史，地方势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的湘军和淮军。后来，袁世凯在小站训练的军队又分化出了直系、奉系、皖系等，南方还有桂系等。经过多年的战乱和竞争，到了抗日战争开始时，形成了新的局面。这些地方势力的特点是都有自己控制的军队和地盘，军队规模可以从几个军到不足一个师，地盘大小可以从跨几个省到占据几个县。
战斗力和地盘常常会因为战争的结果而快速变化，但只要战斗力还在，就能掌控地盘，进而管理行政和经济，安排人员和收税，保持自己小国或半独立区域的生存。简单来说，在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舞台上，战斗力就像是进入剧场的门票。有战斗力就能上台表演，没有战斗力就只能在台下观看。
在抗日战争期间，自称“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曾先后驻扎在南京、武汉和重庆），实际上更像是一个地方势力。作为最主要的抗日力量，它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团结其他地方势力，以便集中全国的资源来对抗日本侵略者。
实际上，在卢沟桥事件开始时，对于是否对抗日本的问题，大家并没有统一的看法。就在蒋介石准备在庐山发布“告国民书”的时候，很多领导人都觉得这个举动太冒险了，劝他不要发布。与此同时，宋哲元在日军的压力下，认为只要对日军让步就能解决问题，于是开始抱怨南京政府的态度太强硬，并要求中央军从河北撤出。
当时，除了蒋介石带领的黄埔系将领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军事领袖，比如来自湖南的程潜，以及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其他地方的将领们虽然看到全国上下情绪高涨，也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绪，但在实际行动中却犹豫不决，不愿意出兵支援。
到了九月份，随着淞沪战役形势逆转，内部的不团结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蒋介石在日记中多次激励自己，强调“必须坚决制止那些主张和谈的人”，“现在只有抗战到底这一条路”，“除了拼死一战外，别无他法，那些主张和谈的人，简直是误国误民”。
因此，尽管抗战才进行了两个月，蒋介石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统一内部力量。难怪他开始感叹：“对外无难，对内为难”，“内部复杂，唯有逆来顺受”。
那时，其他地方的战斗不利也让蒋介石感到非常忧虑。
在河北，人们说宋哲元因私心而失去土地，确实让人愤怒。而在山西，阎锡山未能好好保卫领土，导致日军占领了大同。这不仅失去了一个重要军事地点，还严重影响了苏联武器运往中国的路线。
在山东，韩复榘公开违背命令，拒绝对抗日军，他的背叛行为越来越明显。这段时间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居正和程潜等人态度的急剧变化。他们一开始非常支持抗日，甚至批评胡适的和平主张为卖国行为。然而，当他们目睹淞沪战役中的巨大伤亡后，态度突然转变，成了积极寻求和平的人，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名誉，代表政府去与日本谈判求和。
难怪蒋介石在11月初的日记中感叹，军事失利让国内反动派逐渐猖狂，外患未消，内忧日增。11月底，他又写道，老派和文人动摇，主张求和，但他们不知此时求和只是为了屈服，而非和平。几天后，他又说，文人老朽因为军事失利，主张和议。高级将领也多因落魄而望和，投机取巧的人更多。如果他们没有革命精神，又如何当初轻易言战呢？
说到底，即使战争刚开始，一些看到形势不对就想撤退的领袖越来越多了。
蒋介石除了对其他实力派不作战或作战不力感到非常生气和失望之外，最大的担忧还是抗战能否成功。
他在1937年末的日记里有一段话，很好地反映了他当时的想法：“如果对外战争停止，那么内部冲突肯定会爆发。与其让国家陷入内乱，不如在抵抗外敌时遭受失败。”
换句话说，从卢沟桥的枪声响起，到1937年底这短短几个月里，原本全国人民不分老幼、地域，团结一致抗日的激情，早已在中国的领导层中消失不见。面对越来越多主张放弃抗战的声音，蒋介石却更加坚定地提出长期抗战，并决定将政府迁往四川。
在抗日战争的整个时期，中国的国内外政策都深受一个重要因素的影响，那就是中央政府（包括南京政府和后来的重庆政府）与地方势力之间的互动。如果我们把这个互动视为一个解释的关键点。
这些军事组织都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并且接受中央政府的任命和部队编号。它们的数量众多，难以具体统计，所以本章只能挑选一些重点进行讨论，主要涉及四川、山西、云南和两广地区，同时也略微提及大西北（包括甘肃、宁夏、青海、绥远、察哈尔）、新疆和西藏。
川军的角色和重要性
从1935年开始，当南京政府在制定“持久抗战”的大战略时，“抗战根据地”的想法也开始慢慢形成。
当时，蒋介石认为四川、云南和贵州这三个省份可以作为根据地的核心，所以他一定要把这些地方纳入中央政府的管理范围。有了这些土地肥沃、人口众多的省份作为依靠，国家的地位和民族的基础都会更加稳固，可以说是国家生存的根本，也是民族复兴的重要基地。这样一来，长期抗战就能稳操胜券。
当然，广西、山西以及大西北的地区，包括新疆和西藏，都是政府想要扩展影响力的地方。如果政府能够调动这些地区的人员、资金和自然资源，将它们纳入国家资源库，中国的实力将会进一步增强。
至少要确保它们不会成为抗战的障碍，更不能变成危害抗战的对立面。遗憾的是，在整个抗战期间，这些本应团结一致对抗外敌的力量始终没有凝聚起来。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反而互相牵制，甚至相互抵消，给抗战带来了巨大的干扰，远远超出了当时南京政府最悲观的预期。
从1935年起，蒋介?决定以“战斗到底”的方式应对日本的侵扰。那时，他开始把西南地区如四川、云南和贵州视为重要的后方基地。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被日军牵制，避免形成对中国不利的南北对峙局势。
1935年，南京政府趁着剿共的机会，把中央军队调入四川省，当时他们以为这为管理四川打下了基础，还把四川看作未来抵抗外敌的重要地方。他们首先对四川的军事情况做了详细调查，在原来的防区基础上建立了新的行政督察区，并在成都成立了军事训练学校，在峨眉山设立了军官训练团，目的是把四川的老军事单位整合进新的体系中，但这些措施只是表面文章，并没有真正掌控四川。然而，当卢沟桥事件发生后，四川的问题立刻凸显出来，其复杂程度超出了南京政府的预料，使得他们应对困难，所以我们需要特别关注这个问题。
四川军队出发了
在1911到1928年这段时间，四川的军队规模在全国一直名列前茅。尽管四川的军队很少参与全国性的内战，未能在国家的大舞台上展现实力，但省内战争不断，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破坏，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直到卢沟桥事变时，四川的总兵力估计仍有50万左右。
换句话说，四川的军队数量比当时日本全国的常备军还要多。
即使到了1935年以后，南京政府在处理四川的地方事务时依然十分谨慎，尽量不做出可能引起反感的变动。因此，当抗日战争爆发时，如何有效地调动四川的军队和民间资源来支援抗战，就成了一个全新的、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四川的军队首次离开自己的省份前往前线作战。在此之前，四川的军队已经内斗了很长时间。这也是四川军队第一次在全国性的舞台上出现，让其他地方的军事领导人有机会了解四川的军队。
这并不是南京政府直接动员四川将领的结果，而是通过与四川军阀刘湘的政治交易实现的。当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迫切希望刘湘合作并让四川出兵，但刘湘却忙着与其他省份的军阀联手反对南京政府。
因此，四川军队出省参战的政治谈判要等到10月初才有眉目。结果是，四川军队在平津危机结束后才慢吞吞地到了华北和华东战场，立刻遭到了其他主要将领的批评。
经过一番简单的分析可以发现，最早一批出省作战的川军主要来自几个方面。其中，一些军队的将领是出于爱国心参战，但大多数将领的目的则是与南京政府保持表面友好，或者是因为自身军力较弱，害怕在省内被其他将领排挤，也担心南京政府的压力，所以只能勉强派出少量军队出去做做样子，而主力部队仍然留在四川，主要将领也不愿意离开。
不管原因是什么，四川的部队在外地的表现都很糟糕，几乎集中了所有差劲军队的不良行为。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由于装备老化、组织混乱以及战斗力不强，这让其他省份的军事领导人大吃一惊。
当川军的一部分进入山西参与保卫战时，南京政府派去监督的黄绍竑在10月份向中央汇报说，四川军队的装备太差，无法作战。阎锡山也向中央反映，川军一遇到敌人就撤退。
即便勉强合作后，阎锡山依旧抱怨，在山西东部的战斗中“吃了川军的大亏”，因为没想到他们的战斗力这么差，还说在潼关过河的川军“就像一群乞丐”。
黄绍竑认为山西战事失利主要是四川军队的责任，批评四川两个师“一遇到敌人就逃跑，不知道去哪里”。
邓锡侯将军只在战场附近匆匆出现了一次，之后就不见了踪影，导致山西司令部没办法给他下达战斗指令。更糟糕的是，邓锡侯的部队到处给百姓添麻烦，“严重影响了后方的安定”。在山西这片不算大的战场上，川军一碰到敌人就撤退，或是稍微打几下就溃散，这成了家常便饭。
陈诚还批评四川的军队纪律松散，战斗力弱。
1937年底，一位坚决抗日的四川将领（唐式遵）向陈诚坦言，“这次川军对抗日军时，连内战和剿匪的能力都没展现出来，一开战就撤退了”，这简直是自己揭自己的短。
在战争持续了一年多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时，日军仅凭几百人就逼近一座城市，而负责守城的川军一个师（146师）却在敌人还没到达前就撤退了。这个师的将领一向以忠诚和勇敢闻名，这次的表现让人感到意外。1938年，一位行政院的官员在路上看到四川士兵们精神不振，面色憔悴，队伍也散乱不堪，看起来不知所措。
张发奎还提到，川军第27军战斗力不强，经常找各种理由逃避战斗，这让上级很难有效利用这支部队。
不愿离开四川的将军们
到了1938年春天，川军中很多实力强大的将领还是不愿意带兵出省去打仗。
大约在三月底，蒋介石尝试与四川将领王瓒绪协商，希望他能同意带领部队出川作战，以此激励其他四川军阀。然而，这次谈判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尽管前方战事激烈，急需增援，但大多数四川军阀并不积极响应，纷纷找借口将部队留在省内。根据顾祝同的报告，到了1938年春天，四川境内仍留有10个师、7个独立旅、2个独立团，以及23个保安团和14个保安大队，这构成了当时中国各省中规模最大的一支未被调动的军事力量。
中央政府非常希望川军能够参加抗战，但是将领们都没有答应。因为无法用军事命令来要求他们出省作战，所以政府只好通过政治协商的办法，最终让一些部队承诺前往湖北待命，但是否真的参战还需要进一步商讨。经过半年多的艰难谈判，更多的四川军队终于出省了，但是他们的将领中有三分之一仍然留在省内，没有到前线与部队同住，自然也就没有战斗行为。
四川的军阀们既不愿意让自己的部队出省打仗，也不欢迎抗战活动进入他们的地盘。所以，当中央政府机关因为连连战败，打算搬到重庆办公时，也需要得到四川地方实力派的同意才能实施。比如，1938年初，政府计划撤退时在四川建一个兵工厂，马上遭到了当地势力的反对。
在重庆，重庆大学的校长胡庶华突然被当地的军阀政府撤职了。蒋介石那边得到的消息是，胡校长积极帮助从华北和华东迁移来的大学，这让地方上的军阀不太高兴，觉得他对抗日太过热心。这样的事情让中央政府意识到，如果将来要大规模地把中央机关迁到西部，可能会遇到不少麻烦。
果然不出所料，因为很多四川的将领本身也是大地主，当中央政府急需土地来建办公大楼和宿舍时，他们不仅没有伸出援手，反而抬高地价和租金，趁火打劫，赚取暴利。
1938年年初，四川的一些军方领导人为了维持地方的半自治状态，不希望被纳入全国统一的指挥体系，也不愿与其它军队混编。他们甚至向中央政府提出，为留在四川的各部队设立一个专门的“大巴山战地司令部”，使之成为一个由川军掌控且独立运作的指挥系统。
一旦中央稍有犹豫，川军将领如潘文华立刻抱怨中央不信任他们。但由于四川的军队内部也相互猜忌，害怕其他将领因此占上风，唐式遵便向政府表明，他反对邓锡侯担任战区领导，并提出自己愿意直接接受蒋委员长办公室的指挥，支持四川军队成为国军的一部分，不另设指挥部。
国家高层原本为此事头疼，并且已经打算做出让步来平息争端。但看到四川军方内部矛盾爆发后，便顺水推舟放弃了这个想法。1939年，重庆政府打算在西昌市设立“委员长行营”，但刘文辉表示只允许中央派少量士兵象征性地进入西康省。随后在1941年，刘文辉的第24军攻击了重庆政府设立的补训处，1942年又阻止了重庆政府通过西康省向西藏开辟中印公路的计划。这样的冲突不断上演。
1942年春天，缅甸被占领，中国接受外界援助的唯一通道被切断。重庆政府决定开辟一条新的运输路线，从印度经由西藏到西康，最终到达后方。但由于国内的一些地方反对，重庆政府只能依赖空中运输，这大大削弱了军队的实力。
总的来说，很多四川军队的领导从抗战开始就抱着“与我无关”的态度，在他们能控制的范围内尽量不让抗战的事情进入他们的地盘。这种想法在国民政府从武汉撤到四川后更加明显，因为抗战的压力终于到了四川自家的地头上。
难怪刘湘的手下敢大胆批评国民政府挑起战争，连四川也跟着受苦。这种只关心自己省份而不顾国家整体利益的说法，在四川的一些掌权人物中很常见。
这也难怪，根据张群的报告，直到1938年底，川军的将领们仍然向中央提出要求。
换句话说，他们希望不打仗但要增加军队人数，军费由中央政府承担，但军队的指挥权还是归四川的将领。
尽管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中，仍然有一些四川的将领因为参加抗战而改变了看法。
军令部长徐永昌认为，如果能好好使用川军，他们也不是完全不能作战的。
徐永昌特别赞赏的几位四川将领有王陵基、李家钰和唐式遵，尤其是王陵基在军事上进步显著，且较少受地方观念的影响。从军事贡献来看，四川将领在抗战期间实际作出贡献的人不多，但四川人民对抗战的贡献却非常重要。他们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不能把四川简单地看作一个整体，而应该用不同的方法来评估四川将领和士兵在抗战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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