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纪登奎身为地方官员，毛泽东对他的赞誉，不仅在于其直言不讳、坦诚相待，更在于他卓越的工作能力。尤为难得的是，在与最高领袖的交流中，他毫无拘谨，表现得自然大方。如此官员，领袖颇为少见，与之交谈，倍感舒心。
那时，领导者按照地方官员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正值新中国初创，领导者的信心十足，他坚信，在旗下无论何人皆能有所成就，同时，他也亟需挖掘合适的官员，以构筑新中国建设的支柱力量。
然而，一旦步入中央，即便是他位列接班人名单之首，评价标准却截然不同。领袖认为，纪登奎为人踏实，勤勉肯干，不事张扬，堪称一位贤臣，但似乎忠诚度有所欠缺，尤其与江青、张春桥相较。忠诚度不足的体现之一，便是缺乏足够的勇气。借用时下流行的话语，便是缺乏“战狼”般的斗志。
在文革的尾声，领袖的信心较之昔日已有减退，他迫切需要那些忠诚度高、敢于在他一声令下或一个眼神中奋勇前行的将领。恪守规矩固然可取，然而，战狼般的勇猛精神更是不可或缺。在这方面，纪登奎显然尚显不足。
自毛泽东同志离世后，华国锋同志担起了英明领袖的重任，纪登奎同志亦在其领导下，度过了短暂的“黄金时代”。
华国锋与纪登奎同根同源，均为山西老乡，且革命生涯亦颇为相似。然而，在抗战年代，二人似乎并未有过工作上的交集。华国锋投身国务院工作的时间晚于纪登奎一年，而进入政治局的时间则又比纪登奎晚了四年。华国锋调入中央后，曾有一段时间内担任纪登奎的职务，负责分管农业工作。
1976年1月，周恩来同志不幸离世，继之，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三位副总理联名上书，恳请毛泽东主席指派一位领导人负责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而他们本人则将全力以赴，具体执行各项任务。
毛泽东指出：“由华国锋率先垂范，邓小平则专责外交事务。”进入二月初，中共中央发布了当年的首份文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并负责中央日常事务的主持。随后，纪登奎被正式确立为国务院的常务副总理。
好日子不长，纪登奎难享。
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历史的转折。在这场会议上，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以及苏振华等人遭到了严肃的批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受到批评之后，纪登奎的工作安排随即发生了变动。
关于工作交接的事宜，胡耀邦询问了他的意见，以便确定由何人接替其分管的工作。纪登奎首先提名了赵紫阳，因其表示在四川的工作中不可或缺，随后又提出了王任重的名字，而中央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直至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之际，胡耀邦正式宣布辞去所有职务。
1982年，他被中央委以重任，派遣至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从事农村政策的研究工作。所赋予他的职位，被誉为“部级研究员”，这在我国的职称体系中，堪称至高无上的“技术职称”。
纪登奎倒是十分坦然，他还开玩笑说，组织上和他谈话时说，庐山会议后，张闻天同志安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职务也是“研究员”。他说：“想不到下台以后，我和党中央的总书记成了一样的待遇，也算是很荣幸呢。”
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坐落于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与之相邻的，则是我们的中央文献研究室，位于西黄城根北街。这个庭院，在中国现代历史长河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正是在农村拉开，而这片土地正是农村改革的前沿阵地。杜润生先生担任总指挥，引领着这场变革的征程。
在八十年代，我同样渴望跻身于这个院子，却未能如愿以偿。那时，我的直接领导是姚力文，他是刘少奇的资深秘书，彼时担任《人民日报》农村部的负责人，与九号院的几位要员交情匪浅。然而，他却坚决反对我离开中央文献研究室中的刘少奇研究小组。
在九号院中，我结识了好友赵树凯。由于职业上的交集，赵树凯与纪登奎关系亲密，并累积了许多纪登奎的言论。此外，他还撰写了大量关于纪登奎的文章，内容极具价值。
我认为，卸任后的纪登奎颇多深思，亦能分享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毕竟，他在中央高层辛勤工作了近十年，与毛泽东交往甚密，且曾分管党政、军队以及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工作。
在与纪登奎的闲聊中，赵树凯提到了华国锋。事实上，华国锋卸任后，亦居于九号院。纪登奎鲜少对华国锋给予正面评价，言谈间却流露出对其评价的微妙态度。他认为，华国锋作出抓捕“四人帮”的决断，展现了非凡的魄力和胆识，令人瞩目。然而，随后的诸多事务处理不当，整体而言，其领导能力不足，尤其在关键时刻欠缺应有的担当。
在纪登奎看来，华国锋的迅速退位可谓是自然而然之事。
赵树凯曾经对纪登奎说：“华国锋在位时搞个人崇拜，宣传英明领袖，到处挂像，还有歌曲，这个太不像话，连我们这些学生都觉得不合适。”
纪登奎说：
“你有所不知，此事并非仅由华国锋一人发起，亦非其主观意愿。实际上，是叶剑英元帅主导了这一进程，在会议上他对华国锋进行了宣传性的部署。华国锋本人以及我，都曾明确表示这并非适宜之举。然而，叶帅强调，此举并非为了华国锋个人私利，而是基于对党的事业整体利益的深思熟虑。因此，我亦不便多言。当然，在后来讨论华国锋辞职的政治局会议上，叶帅也进行了反思与自我批评。他表示，自己是基于对毛泽东主席临终遗愿的理解，以及辅佐华国锋的考虑而做出此举。”
我认同这些观点。起初，华国锋也曾婉言谢绝，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变得坦然接受，甚至可能主动推动事态的发展。
纪登奎卸任之后，与儿子纪坡民倾谈甚多，其中不乏闪耀的智慧与独到见解。
他以例佐证，指出任何一种政权，其根本的权力维系无不系于军队。这一观点，无论古今中外，均无例外。谈及此理，他不禁感慨万千。他言道：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陷入一片混乱，无论是党中央、国务院，还是各级党委、地方政府，乃至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均遭受重创，实际上失去了其应有的功能。然而，只要人民解放军依然坚守岗位，国家的政权根基便依然稳固。“文化大革命”将这一道理赤裸裸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毛主席对此看得透彻至极，他对国家的本质有着深刻的理解。
——纪坡民回忆起，在他父亲陈述这番话时，他平日里惯常挂在嘴边的“主席”一词，竟被换成了带着几分轻蔑之意的“老毛”。由此可见，毛泽东对纪登奎的观察并非毫无根据，纪登奎的确未曾做到全然忠诚。“忠诚不纯粹，即是背叛忠诚。”
谈及军队高层，便不得不提及副统帅林彪。纪登奎，受毛泽东之命，肩负重任，前往中央军委，并兼任北京军区政委，由此不可避免地与林彪产生了交集。谈及对林彪的印象，他如此表述：
无论中央讨论何事，林副统帅的意见似乎总是缺席。毛主席的意见却丰富多彩，涉及各个方面的问题，都能听到他的明示。而这位副统帅，在讨论工业问题时未见其意见，农业议题同样没有他的声音，至于财贸和讨论政治问题，如整党，也未见其提出看法……。
无论是战备、训练、科研、军工，还是军队的政治工作，中央军委的讨论中均未见他的指导意见，也听不到他的任何声音。这更加令我感到不解，这位副统帅究竟在从事何种工作呢？……
纪坡民犹记得，其父曾于七十及八十年代，两度复述此言，内容与语气，竟无二致。
1971年夏日，周总理偕同黄永胜、张春桥及纪登奎一同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纪登奎在汇报中提及：“当前军队中冗员现象严重，每个司令官之下设有七八名副司令官，每个政治委员之下亦配备七八名副政治委员，从军、师、团、营直至最基层，无不只有一个正职，而副职则众多……”
林彪面前，他请教道：“林总，您曾身经百战，现在军队的状况，若是真有战事，我们还能有效作战吗？”林彪沉思片刻，回应道：“是啊，那我们该如何是好？”言辞至此，便再无后续。
部队各级的军政首长，每个单位一个正职，一两个副职，其余人员一律进行清理，成立顾问组，将他们安置其中。他行事果断，雷厉风行，毫不留情地解决问题，犹如快刀斩乱麻，问题便得以迅速解决。
不久，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幕之后，纪登奎便迫不及待地求见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自己希望辞去在北京军区所担任的军职。当时，小平同志曾试图劝留他。然而，纪登奎态度坚定，最终小平同志也予以了应允。随后，他对儿子述说了这段往事：
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实则早在1975年夏秋之际便拉开了帷幕。起初，由刘冰对迟群、谢静宜提起诉讼的事件，以及毛主席对《水浒传》的评论，引发了波澜；继之，毛主席又指派毛远新在政治局会议上揭露社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翻案风潮。
邓小平正致力于全面整顿工作，先是着手铁路，继而是钢铁产业，随后转向军队，紧接着是文艺和农业等领域，全面展开整顿工作。邓小平强调，所有整顿措施中，党的整顿尤为关键。为此，他指派纪登奎负责试点工作，并着手起草有关整党的文件。
邓小平似乎认为，整顿乃是国家之大事，而迟群、谢静宜、毛远新所提及的种种琐事，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鸡毛蒜皮。然而，他在这一点上产生了误解。他并未意识到，此时的毛泽东与战争年代，甚至与他担任总书记时期相比，已截然不同。他误以为主席依旧对他深信不疑，对任何事情都持信任态度。
然而，时局逐渐变得不利，毛泽东指示要“协助”邓小平同志，随后更是指派了八位同志专门召开会议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批评，这场会议被称为“八人批邓”会议，纪登奎亦位列其中。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华国锋主持召开了“打招呼”会议，向全党通报并部署了对邓小平同志的批判。事态愈发升级，直至“四五事件”爆发，毛主席最终决定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撤职。
经过深思熟虑，邓小平洞察出：主席对他产生了不信任。随后，小平向主席提出了辞去总参谋长军职的请求。毛主席随即应允了小平的辞职申请，然而，依旧安排他继续分管外交事务。小平同志辞去军职，发生在1975年底，相较于他正式被撤销党政职务，提前了三四个月。
纪登奎对儿子言道：“执掌军权与身居文职，两者自是迥异。至于军权之握，其情形亦因和平与战乱之别而异。”
吴忠
他述说了吴忠同志的一段往事：“文革”时期，吴忠同志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一职。这一岗位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要害地带，毛泽东主席对他亦深信不疑，曾赞誉他：“吴忠之忠，无可置疑。”
随后，中央对“文革”中的错误进行了整肃，吴忠同志亦遭受了审查，这实属必然，因他在文革期间曾受到重用。当时，这一过程的表述为“说清楚”。
自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东线战事进展不顺，许世友忧心忡忡，心脏病发作，遂返回寻求增援，并指名让吴忠接任指挥重任。吴忠当时正担任广州军区副司令一职，却因审查尚待“澄清”，只得居家闲赋，正忙于照料家中的鸡群。
吴忠感慨道：“我上战场并无问题，只是我尚未将事情‘彻彻底底’地说明白。”
许世友曾言：“何须纠结于‘说清楚’与否，一旦炮声隆隆，便是价值连城的黄金万两！只要你凯旋而归，无论何等疑问，都将一笔勾销，那时自是‘说清楚’。我向你保证，若届时仍有‘说不清楚’之疑，你只管来找我。”
许世友
吴忠毅然奔赴前线，怀揣着必胜的信念，驾驶坦克勇猛冲锋，始终位于最前沿。正是这样的决断与勇气，使得他对战场的敌我态势了如指掌，决策果断、反应敏捷、指挥得力。最终，在谅山一役中，他指挥的部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道理在于，身处战争之巅，握有兵权者，一旦其政治清白与忠诚遭到质疑，便可通过战场上的辉煌胜利、建立赫赫战功，以及献身疆场、以命殉国的举动，来昭示其衷心忠诚。
在和平状态下，这样的条件自然不复存在。“战争乃政治的延伸”，同时，“一切行动须服从命令”，军人不应为了证明自身的政治纯洁与忠诚而主动引发冲突。这一道理显而易见。
在和平时期，彰显忠诚的方式便是遵循领袖的指挥。纪登奎的这一观点，与他在“文革”动荡时期所表达的“纵使文革再混乱，只要军队保持稳定，一切便无大碍”的论断紧密相连。领袖坚信军队对他的忠诚，而事实也的确证明了这一点。
谈及军队，纪登奎不禁感慨良多，他语气低沉，字斟句酌地对儿子言道：“在和平年代，……军权，那是玩火自焚之举！”
纪登奎之人的命运起伏，机遇与能力恰如其分地交织。然而，当他的运势逆转，其跌落亦迅猛异常，却并非如从云端直坠十八层高楼般瞬间粉身碎骨。
亦与个人品性密切相关，正如古人所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若他展现出更加忠诚、勇敢和严厉的一面，或许能攀升至更高的职位，甚至有望成为继任者。然而，若他如此行事，又怎能确保在九号院中安然无恙，继续担任正部级研究员？或许，那时的他，便会如同破碎的瓷器，再难恢复原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