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静，吃饭了。”

母亲的声音从门外传来，温和，却带着一丝小心翼翼的、近乎祈求的意味。

轮椅上的林静没有动，甚至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

她的目光，像两颗被钉住的钉子，死死地穿透面前那扇一尘不染的玻璃窗，投向楼下那个充满了生机与喧嚣的世界。

窗外，正是小区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

几个刚放学的孩子，背着书包，像一群挣脱了笼子的小鸟，尖叫着，笑着，追逐着一个滚动的皮球。

一对年轻的情侣，手牵着手，旁若无人地分享着同一支甜筒，女孩的笑声清脆得像风铃。

不远处的石桌旁，几个退休的老大爷正为一盘象棋的输赢争得面红耳赤。

阳光很好，金色的，暖洋洋的，公平地洒在每一个人身上，除了她。

她能看到这一切，听到这一切，甚至能闻到楼下花坛里玉兰花初绽的淡淡香气。

但这一切，都与她无关。

这扇窗，不是风景，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隔绝了她与整个世界的透明墙壁。

“静静，听话，先吃点东西。”

母亲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一碗还冒着热气的鸡汤面。

看到女儿依旧是一动不动的姿-势，老人眼圈一红，声音里带上了哭腔，“妈求你了，你这样不吃不喝，身体怎么受得了……”

“我不想吃。”

林静终于开口了。她的声音，因为长时间的沉默而显得有些沙哑，像生了锈的琴弦。“妈，你把窗帘拉上吧。”

“拉上窗帘干什么？今天太阳这么好，晒晒对身体有好处。”

“我不想看。”林静的声音陡然拔高，变得尖利起来，那双原本空洞的眼睛里，第一次燃起了剧烈的、夹杂着痛苦和嫉妒的火焰，“我不想看他们走路！不想看他们跑！不想听他们笑！为什么？为什么他们都可以，就我不可以？”

她歇斯底里地喊着，试图用尽全身的力气去转动轮椅，去逃离那片刺眼的阳光，但她的身体，除了脖子以上的部分，早已像一块石头，不听任何使唤。

母亲的眼泪，终于决堤。她放下碗，快步上前，一把抱住女儿瘦削的肩膀，泣不成声：“我的儿啊……是妈不好，是妈没用……”

林静的激动，在母亲温暖的怀抱和压抑的哭声中，渐渐平息。她缓缓地闭上眼睛，任由泪水从眼角滑落。

那些曾经无比鲜活的、幸福的画面，又不受控制地，在她的脑海里一帧帧地闪现。

她想起自己曾经作为一名导游，背着双肩包，带着游客，穿行在黄山的云海和丽江的古巷里。

那时候的她，有用不完的力气，每天能走上两万步，最喜欢的就是站在山顶，对着远方大声呼喊。

她想起和丈夫常远热恋时，两人骑着一辆单车，穿过南京盛夏的梧桐大道。她坐在后座，抱着他的腰，把脸贴在他宽阔的、被汗水浸湿的后背上，感觉拥有了全世界。

她想起他们领证的那天，常远抱着她，在她耳边许下承诺：“静静，以后，我就是你的腿，你的拐杖。你想去哪里，我都陪你去，一辈子。”

一辈子……

这个词，此刻听来，像一个多么恶毒的讽刺。

那一年，她才二十八岁。事业刚刚起步，婚姻甜蜜如初，对未来所有的美好憧憬，都像一幅刚刚展开的、色彩绚烂的画卷。

可疾病，就像一个毫无征兆的、最残忍的窃贼，悄无声息地闯了进来。

最初，只是双腿偶尔的酸软无力。她以为是带团太累，没有在意。

后来，是走路时无法控制的踉跄，是上楼梯时双腿如灌铅般的沉重。她去了医院，做了一系列繁琐的检查，拿到了一张写满了她看不懂的医学术语的诊断书。

“中枢神经系统脱髓鞘病变……”医生的话，像来自另一个世界，“一种罕见病，目前没有特效药。病情的发展……我们无法预测。”

她的人生，从那天起，被那张薄薄的诊断书，划上了一道休止符。

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天比一天衰弱。看着自己的双腿，从能走到不能走，看着自己的双手，从能握笔到连筷子都拿不稳。

最后，她成了一个除了头脑清醒，全身都无法动弹的“活着的雕塑”。

01

在林静坠入深渊的最初那段日子里，丈夫常远，曾是她唯一的光。

他辞去了工作，全心全意地守在她的病床前。

他学着为她翻身、擦洗、按摩，学着将食物捣成流质，用吸管一点一点地喂给她。他的动作笨拙，却充满了耐心。

“静静，你放心，我查过了，国外有最新的干细胞疗法，肯定能治好你的病。”他总是握着她的手，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充满希望的语气安慰她，“钱的事你别担心，有我呢。

天塌下来，我给你扛着。”

在那些被疼痛和绝望淹没的深夜里，常远的这些话，是林静赖以呼吸的唯一氧气。

她将自己全部的信任和依赖，都毫无保留地，交给了这个男人。

她相信，他就是她此生的依靠，是那个会陪她走到最后的承诺。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昂的治疗费用和日复一日、看不到尽头的护理，渐渐磨去了常远最初的热情。

他的笑容变得勉强，叹息声越来越多，回来的时间也越来越晚，身上总是带着一股棋牌室里特有的烟酒味。

林静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却说不出任何责备的话。

她知道，他太累了，她甚至为自己的无能，感到深深的自责。

转折，发生在她生病的第二年冬天。

那天，常远带着一份房产中介的宣传单，坐到了她的床边。

“静静，你看，”他指着宣传单上一个一楼带小院的户型，脸上又露出了久违的、充满憧憬的笑容，“我琢磨着，咱们现在住这个六楼，没有电梯，你出门太不方便了。

将来要是能坐轮椅了，我背你上下楼，也不是个长久之计。”

他握住林静的手，语气温柔得像一汪春水：“而且，为你治病，需要一大笔钱。我想着，不如咱们把现在这套婚房卖了。

这套房子现在能卖一百多万，我们拿出一部分钱，换一套好点的一楼，剩下的钱，全部存起来，给你当救命钱。这样，我心里也踏实。你觉得呢？”

他的每一句话，都说得那么合情合理，每一个理由，都充满了“为她着想”的体贴。

林静的心，被这突如其来的“希望”砸得有些晕眩。她看着丈夫那双真诚的、充满“爱意”的眼睛，内心最后的一丝疑虑，也烟消-云散了。

是啊，他是为了我好，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到了。

“好，”她艰难地点了点头，“都听你的。”

接下来的几天，常远变得异常忙碌。他找来了中介，带来了买家。

所有的流程，都在床边进行。林静像一个提线木偶，只需要在常远的指引下，在那一叠叠她根本看不懂的文件上，用那只还能勉强活动的右手食指，一次又一次地，按下鲜红的手印。

售房合同，她按了手印。

全权委托常远办理所有售房事宜的公证书，她也按了手印。

当最后一个手印按下时，常远激动地抱住了她，在她额头上深深地亲了一口。“静静，你放心，我们的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

那一天，是2021年4月12日。

4月13日，常远一大早就出了门。他说，去房产交易中心办过户，拿房款。

林静在床上，等了他一整天。

她等来的，不是那个承诺要给她一个“带小院的家”的丈夫，而是一个冰冷的、无法接通的电话提示音。

他走了。

没有告别，没有争吵，甚至没有留下一张纸条。就那么凭空地，从她的世界里，人间蒸发了。

他带走了那一百六十万卖房款，带走了她所有的证件，也带走了她赖以活下去的、最后的那一丝希望和尊严。

当林静终于意识到自己被彻底抛弃时，她没有哭，也没有喊。她只是静静地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那盏他们一起挑选的水晶灯，看了一天一夜。

那盏灯，曾经映照出他们无数的甜蜜与欢笑。而此刻，在那冰冷的光芒里，林静仿佛看到了自己那颗被掏空了的、鲜血淋漓的心。

02

常远的消失，像一块巨石，投进了这个本已风雨飘摇的家庭。

几天后，当中介和新房主上门催促搬离时，林静的父母才终于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两位年过六旬的老人，抱着瘫痪在床的女儿，哭得肝肠寸断。

他们怎么也无法相信，那个曾经在婚礼上信誓旦旦、承诺要照顾女儿一辈子的“好女婿”，竟会做出如此禽兽不如的事情。

没有时间沉浸在悲痛里。他们被新房主“请”出了那个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家。母亲用一辆借来的平板车，拉着林静和家里最后一点值钱的物件，回到了那个位于老城区的、狭窄的娘家。

生活的重担，和女儿那死寂般的绝望，像两座大山，一夜之间压垮了这对善良的老人。父亲的背更驼了，母亲的头发，在短短一个月里，白了一大半。

但林静，没有倒下。

在经历了最初几天的万念俱灰后，一种比求生本能更强大的、近乎偏执的意志，从她那早已麻木的心底，重新燃了起来。

那不是求生的欲望，那是复仇的火焰。

她不能就这么算了。她不能让那个男人，带着她的救命钱，逍遥法外。她要让他付出代价，不是为了挽回什么，只是为了给自己那被践踏得一文不值的信任和爱情，讨一个最后的公道。

一场漫长而艰难的自救，就此展开。

在父母的帮助下，林静开始了她的“无声的战争”。她躺在床上，用唯一能活动的右手，颤抖着，在纸上一笔一划地写下控告信。她口述，让母亲帮忙，拨打一个又一个法律援助的热线。

终于，一位公益律师被她的遭遇打动，决定免费为她代理。在律师的指导下，2021年底，林静正式向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了刑事自诉，控告常远犯有遗弃罪。

立案的那一天，林静的心里，重新燃起了一丝微弱的希望。她以为，法律的审判，很快就会到来。

然而，她很快就发现，法律的高墙，有时和她面前的那扇窗一样，难以逾越。

法院受理了案件，但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向被告人常远送达传票，却成了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

常远，像一颗人间蒸发的水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手机号是空号，身份证地址是早已卖掉的婚房，他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异口同声地说“不知道”、“没联系”。

没有被告人的确切地址，传票就无法送达。传票无法送达，庭审就无法召开。

林静的案子，像一艘搁浅的船，被卡在了法律程序的滩涂上，动弹不得。时间在无尽的、令人绝望的等待中，一天天流逝。

律师换了一个又一个，法院的工作人员也表达了同情，但谁也无法突破这道程序的壁垒。

林静的希望，一点一点地，被这漫长的、看不到尽头的等待，消磨殆尽。她又变回了那个每天只能对着窗外发呆的、沉默的雕塑。

就在林静和她的家人都快要放弃的时候，转机，以一种她从未想过的方式，悄然降临。

24年初春，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在进行年度积案清理时，一位名叫王建国的法官，注意到了这起特殊的、被搁置了两年多的自诉案。

“原告全身瘫痪，被告人携款失踪……这不仅仅是遗弃，这背后是人性最深的黑洞。”王法官看着卷宗里林静那张病前阳光灿烂的照片，和如今瘫痪在床的现状对比，内心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他意识到，如果任由这起案件因为程序问题而无限期搁置，那将是对法律尊严和受害者最沉重的打击。

他经过深思熟虑，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至关重要的决定。

他拿起笔，在一份内部工作联络函上，写下了自己的意见：

“……此案被告人常某的行为，不仅涉嫌遗弃罪，其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性极大，已严重侵害社会公共利益。

建议将此线索，同步移送检察机关，请求其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介入此案……”

这份薄薄的联络函，像一只无形的蝴蝶，飞向了检察院。

03

那份来自法院的线索移送函，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很快就送到了南京江-北新区检察院的检察官杨晴手中。

杨晴，三十出头，干练而富有同情心。

当她第一次翻开林静的卷宗，看到那张女孩生病前后判若两人的对比照片时，即便是见惯了人间疾苦的她，内心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卷宗很薄，但背后的人生，太厚重了。”杨晴事后回忆道，“一个女人最美好的年华，被疾病和背叛，彻底摧毁了。”

她立刻行动起来。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亲自去了一趟林静的家。在那个狭窄、昏暗的老旧房间里，她看到了那个被困在窗前、眼神空洞的女孩。

林静的母亲，在一旁偷偷抹着眼泪，向她讲述着这两年多来求助无门的辛酸与绝望。

那一刻，杨晴下定决心，无论有多困难，她都要把那个叫常远的男人，从茫茫人海中揪出来，让他接受法律的审判。

然而，她很快就遇到了和法院同样的困境——找不到人。

杨晴请求公安机关协助，对常远进行信息研判和轨迹追踪。但常远的反侦察能力极强，他不仅更换了所有联系方式，更未使用过任何需要实名登记的交通工具或住宿服务。

几条零星的线索，最终都消失在了城乡结合部那些无需身份证的小旅馆和网吧里。

时间，又过去了好几个月。

案件，再次陷入了僵局。

林静的希望，也再次跌入谷底。她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在奢求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

就在所有人都快要失去信心，认为常远已经彻底从这个世界上“蒸发”了的时候，一个深秋的下午，杨晴的办公桌上，那部红色的内部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电话，是从检察院楼下的门卫室转接过来的。

“杨检，有位先生打电话找你，不肯说名字，只说有非常重要的、关于常远案的线索要提供给你。”

杨晴的心，猛地一紧。她立刻接起了电话。

“喂，你好，我是杨晴。”

电话那头，是一阵长久的沉默，只能听到对方刻意压抑着的、紧张的呼吸声。

“喂？请问是哪位？”杨晴追问。

终于，一个经过伪装的、沙哑的男人声音，从听筒里钻了出来。那声音很低，很快，像生怕被人听到一样。

那个男人，只说了一句话，便匆匆挂断了电话。

他说：

“别找常远了，去查查他那个在城东开棋牌室的表哥，账是从那里走的。”

嘟……嘟……嘟……

电话被挂断了。

杨晴握着听筒，愣在原地，心跳如鼓。

这通神秘的、没头没尾的电话，是谁打来的？

是良心发现的知情人？是被常远牵连、试图脱身的同伙？还是某个设下圈套，想要误导调查方向的“敌人”？

那句“账是从那里走的”，又是什么意思？是卖房款的洗钱踪迹，还是隐藏着更大的、不为人知的阴谋？

04

那通神秘的电话，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案件停滞不前的僵局。

杨晴立刻调整了调查方向。她没有惊动任何人，而是通过技术手段，迅速锁定了常远那个表哥在城东经营的棋牌室的具体位置。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一场无声的、围绕着这家棋牌室的秘密侦查，悄然展开。杨晴和她的助理检察官，换上便装，像普通市民一样，多次进入那家棋牌室。她们不打牌，只是坐在角落里，观察着，记录着。

表面上，这只是一家生意普通的小棋牌室。但杨晴凭借着职业的敏锐，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这家棋牌室的资金流水，与其门可罗雀的生意状况，极不相符。

每天晚上十一点后，都会有几笔大额的、来源不明的资金，通过网络支付的方式，汇入老板——也就是常远表哥的个人账户。

“这是典型的地下洗钱。”杨晴做出了判断。

在掌握了初步证据后，检察院迅速协调公安经侦部门，对该账户进行了司法冻结和深度调查。一张巨大的数据网络被铺开，资金的流向被一笔一笔地追踪、还原。

终于，在那张错综复杂的资金流向图的末端，一个频繁出现的小额消费地点，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那是一家位于广西边境小镇的连锁超市。在过去的一年里，有一张与洗钱账户相关联的银行卡，几乎每天都会在这家超市里，进行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的消费。

那个躲在幕后的“幽灵”，终于露出了他的尾巴。

天网，悄然收紧。

专案组没有立刻行动。他们通过超市的监控录像，进行了连续三天的秘密比对和身份确认。

第三天傍晚，当那个熟悉的身影，再次出现在超市的收银台前，悠闲地买着啤酒和香烟时，早已布控在周围的便衣警察，一拥而上。

“常远！”

当听到自己的名字被喊出时，那个男人猛地回过头，脸上写满了惊恐和不敢置信。他手中的啤酒，“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在外东躲西藏了近五年，早已改头换面的常远，终于落网。被捕时，他的身边，还跟着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漂亮的新女伴。

05

南京市看守所，审讯室。

杨晴第一次，与常远，面对面。

眼前的男人，比照片上胖了一些，皮肤也因为常年混迹于室内而显得有些病态的白。他穿着一身囚服，坐在审讯椅上，脸上没有丝毫的悔意，只有一种被打破了安逸生活后的、不耐烦的冷漠。

“我没什么好说的。”面对杨晴的讯问，常远翘着二郎腿，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杨晴将林静瘫痪在床的照片，推到他面前，“她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她把她的一生都托付给了你。”

常远瞥了一眼那张照片，眼神里没有一丝波澜，甚至还发出了一声轻蔑的嗤笑。

“妻子？”他冷冷地说，“你看看她那个样子，人不人鬼不鬼的。

每天吃喝拉撒都要人伺候，像个活死人。那是个无底洞，是个累赘！我才三十多岁，我凭什么要被她拖累一辈子？”

他的话，像一把把淬了毒的刀，字字诛心。

“所以你就哄骗她卖掉房子，拿走她唯一的救命钱？”杨晴强压着心中的怒火，声音因愤怒而微微颤抖。

“那也是我的房子！婚后财产，我有一半！”常远振振有词，“我拿走我自己的那一份，有什么错？至于她的那一半，就当是我这几年照顾她的辛苦费了！”

无耻！卑劣！

杨晴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她知道，和这种人性泯灭的恶魔，讲道理、讲感情，都是徒劳。

她收起了所有的情绪，将一份份银行流水、转账记录、以及棋牌室涉嫌洗钱的证据，重重地摔在了常远面前。

“常远，我们今天找你，不是来跟你商量的。”杨晴的声音，变得像冰一样冷，“你不仅涉嫌遗弃罪，更可能涉嫌洗钱、诈骗。

数罪并罚，你这辈子，可能都别想走出去了。”

看着那些无法辩驳的证据，常远脸上的嚣张，终于一点一点地褪去。

“我……”他张了张嘴，还想狡辩。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杨晴打断他，目光如炬，“林静委托我问你一句话，她想知道，在你心里，你们这么多年的夫妻感情，到底算什么？”

常远沉默了。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指。过了很久，他才用一种近乎耳语的、却无比残忍的声音，说出了那句让他彻底坠入地狱的话。

他说：

“杨检察官，你回去告诉她。让我回去照顾她一辈子，我宁可坐牢。”

06

常远被依法批捕，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案件虽然办结了，但杨晴的心，却久久无法平静。那个被困在窗前的女孩的身影，那个男人冷血无情的话语，像两块巨石，压在她的心头。

她知道，抓到常远，只是为林静讨回了公道的第一步。而真正能支撑她活下去的，是未来的希望。

杨晴没有就此罢手。她为林静的案子，写了一份长达数千字的、情真意切的司法救助申请报告。

“……法律可以惩戒罪恶，但无法逆转伤害。对于林静而言，身体的瘫痪已是万劫不复，而精神的摧残与对未来的绝望，更是将其推入了无底的深渊。在此，恳请组织，能用司法的温度，为其点亮一盏前行的微光……”

这份报告，打动了市、区两级检察院的所有领导。

很快，一笔高达6.5万元的司法救助金，被紧急拨付到了林静母亲的账户上。

但这，还远远不够。

杨晴像一个不知疲倦的“社会活动家”，拿着林静的材料，奔走于街道、残联、妇联、民政等多个部门之间。她为林静申请了最高额度的残疾人补助，为她联系了专业的康复护理机构，甚至还发动了检察院内部的爱心捐款……

一个以检察机关为中心，联动了社会多个部门的长期社会帮扶体系，被一点一点地建立了起来。

涓涓暖流，开始汇入那个曾经冰冷绝望的家庭。林静的脸上，渐渐有了一丝血色。她的眼神，也不再是死寂般的空洞。

有一天，杨晴再次去探望她时，林静向她吐露了自己最后一个，也是最深的一个心愿。

“杨检，”她看着杨晴，轻声说，“我想离婚。我想和他，断得干干净净。”

08

林静说出“我想离婚”那四个字时，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坚定。

杨晴明白，对于此刻的林静而言，这场早已名存实亡的婚姻，是她精神上最后一道枷锁。

常远虽然被关进了监狱，但只要那张结婚证还在，她就依然是“罪犯的妻子”，她的人生，就依然与那个给她带来无尽伤害的男人，捆绑在一起。

她需要一场彻底的切割，法律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好。”杨晴握住她那只冰凉的手，“我帮你。”

然而，办理离婚的程序，再次遇到了障碍。常远已被判刑，正在常州监狱服刑。他拒绝签署任何离婚协议，也拒绝与林静的家人和律师进行任何形式的沟通。

他的态度很明确——你把我送进了监狱，我也要让你不好过。他要用这最后一点微不足道的权力，继续折磨林静。

面对这样一个毫无底线的“滚刀肉”，常规的协议离婚和诉讼程序，都将变得异常漫长和艰难，对于早已身心俱疲的林静来说，无疑是又一重煎熬。

“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林静的母亲，在检察院的接待室里，拉着杨晴的手，老泪纵横。

杨晴看着老人那双充满祈求的眼睛，又想起了林静那双渴望新生的眼神。她知道，她不能就此罢手。

她再次找到了自己的领导，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我们可以启动‘民事支持起诉’程序。”杨晴在检察官联席会议上，向同事们阐述着自己的观点，“林静属于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因客观原因无法独立有效地维护自身权益。

她的情况，完全符合支持起诉的条件。这一次，我们不再是代表国家的公诉人，我们是作为林静的‘娘家人’，作为她最坚实的法律后盾，帮她打这场离婚官司！”

这个提议，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

南京江北新区检察院，这台代表着国家公权力的法律机器，为了一个弱女子最后的尊严，再次高速运转起来。

杨晴和她的同事们，角色发生了转变。她们不再是审阅卷宗、提审犯人的公诉人，而是像普通的民事律师一样，帮林静整理她与常远从相识、相恋到结婚、背叛的所有证据；帮她撰写逻辑严密、情感充沛的起诉状；模拟法庭上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

她们决定，要用最无可辩驳的事实和最坚不可摧的法律逻辑，击溃常远那最后一点可怜的幻想。

最终，在与法院的积极沟通下，一个特殊的庭审方案被确定了下来：将法庭，直接搬进常州监狱的会见室。

08

二零二五年，三月六日，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常州监狱高墙之内，一间平日里用于罪犯与家属会见的房间，被临时布置成了一个庄严肃穆的法庭。国徽高悬，法官、书记员端坐其位。

下午两点，庭审开始。

原告席上，林静坐在轮椅里，由母亲推着，安静地坐着。她的身旁，坐着她的“娘家人”——检察官杨晴。

被告席上，常远穿着一身蓝色的囚服，剃着光头，被两名法警押解着，坐了下来。当他看到对面坐着的杨晴时，眼神里闪过一丝怨毒。

庭审的过程，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常远依旧狡辩，声称自己并非遗弃，只是“外出打工”，并试图将婚姻破裂的责任，归咎于林静生病后的“情绪不稳定”。

但这一次，他面对的，不再是林静一个孤立无援的弱女子。

杨晴作为支持起诉人，站了起来。她没有慷慨激昂的陈词，只是将一份份证据，冷静地，呈现在法官面前。

“……被告人常远，在明知林静女士已全身瘫痪、无任何生活自理能力的情况下，恶意断绝一切联系，并将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也是林静女士唯一救命钱的160万售房款席卷一空。

其行为，不仅违背了《民法典》中夫妻双方负有互相扶助的法定义务，更突破了人性的基本底线……”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夫妻一方因患病在住院期间，另一方即与他人同居，经教育仍无悔改表现，应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

被告人常远在失踪期间，长期与她人以夫妻名义同居，有其同居地的邻里证言及相关影像资料为证……”

杨晴的声音，清晰、沉稳，每一个字，都像一把精准的铁锤，敲在法庭冰冷的地板上，也敲在常远那早已溃烂的尊严上。

常远的气焰，在铁证面前，一点一点地被浇灭。他从最初的嚣张，到中途的狡辩，再到最后的沉默不语。

近三个小时的庭审，终于结束。

法官当庭宣判：

“……原告林静与被告常远，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现判决，准予双方离婚。”

当法槌落下的那一刻，林静一直紧绷的身体，终于彻底松弛了下来。她缓缓地闭上眼睛，两行清澈的泪水，从眼角滑落。

这一次，不是绝望的泪，是解脱的泪。

“婚……离掉了……”她转过头，看着身旁的杨晴，用尽力气，轻声说了一句，“谢谢。”

走出监狱的大门，已是傍晚。

夕阳的余晖，为南京的街头，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路边的白玉兰，在晚风中开得正盛，洁白如雪，清香四溢。

林静让母亲推着她，停在了一棵开满繁花的玉兰树下。

她颤抖着，举起那只还能勉强活动、戴着康复支架的右手，从口袋里，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她对着那满树洁白的花朵，对着那片湛蓝如洗的天空，对着这个她曾经憎恨、却又无比眷恋的世界，轻轻地，按下了快门。

镜头定格的瞬间，那张曾经充满绝望和死寂的脸上，第一次，有了一丝淡淡的、如花瓣般脆弱却坚定的微笑。

天空很蓝，阳光正好。

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春天。

一个属于她自己的，重获新生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