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延安整风运动史料》《张闻天传》《毛泽东与延安整风》等史料文献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42年延安春意盎然，窑洞内灯火摇曳。
一场决定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思想改造运动正深入开展。
在这场名为“延安整风”的浪潮中，所有人都需直面内心深处的症结，包括那些曾身居高位的领导者。
张闻天，这位曾担任党内重要职务的理论家，此刻正端坐于简朴会场，即将吐露一番令众人惊愕的话语。
他并非为自己辩解，亦非推卸责任，而是一段足以让毛泽东当场对其看法为之一变的肺腑之言。
究竟是何等言辞，竟能瞬间化解两位革命领袖间的微妙隔阂？
1
1942年的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难的相持阶段。
前方战场的炮火声似乎从未停歇，后方延安的空气也日渐凝重。
来自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摩擦和政治封锁，像一道道无形的枷锁，束缚着这片红色根据地。
外部环境风云变幻，内部的挑战也悄然浮现。
长期的战争环境，让共产党队伍迅速壮大，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一些从国统区和海外归来的同志，带来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教条主义的阴影，像延安上空的阴云，笼罩在部分干部的心头。
他们言必称希腊，开口闭口都是苏联经验，却对中国的具体国情视而不见。
宗派主义的山头，也在无形中悄然林立，影响着党内的团结。
思想上的不统一，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症结。
毛泽东对此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他在一次会议上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的队伍里，有些人脑子里的东西，还是五四运动时期的，甚至是封建时期的，这怎么能打胜仗？”
他意识到，要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必须先进行一场深刻的思想改造。
一场旨在统一全党意志的思想革命，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延安整风运动，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正式提出。
毛泽东明确了运动的核心：“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这“三股歪风”，被认为是党内一切问题的根源。
整风的目的并非简单的批判与斗争。
更深层的目标，是要在全党范围内，确立一条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
也就是后来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同时，通过这场运动，全党需要拧成一股绳，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一位老干部后来回忆说：“那时候大家都明白，船行大海，尤其是在暴风雨里，必须有一个最稳的舵手。”
这场思想上的洗礼，并非只针对普通党员和基层干部。
它更是一场对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严格考验。
每个人，无论过去功劳多大，地位多高，都必须把自己摆进去，进行一次灵魂深处的自我剖析。
这其中，张闻天的处境尤为引人注目。
作为曾经在遵义会议后担任党内总负责人的领导者，他身上背负着特殊的历史印记。
尽管此时他已不再处于最高领导岗位，转而负责理论和宣传工作，但他在党内的影响依然存在。
整风开始后，一些人把过去的路线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责任，或多或少地指向了他。
会场内外，议论纷纷。
有人说：“洛甫（张闻天字）同志是理论家，这次看他怎么说。”
也有人替他担心：“他是从苏联回来的，教条主义的帽子不好摘啊。”
对于这一切，张闻天似乎异常平静。
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沉默，埋头整理自己的笔记和发言稿。
他将如何面对这场直指过往的运动？
是为自己辩护，还是坦然面对？
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选择，也成为延安整风运动中一个备受关注的焦点。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这位曾经的党的总负责人。
2
要理解张闻天在延安整风中的位置，就必须先了解他这个人。
他并非天生的革命者，而是出身于江苏浦东一个殷实的书香门第。
旧学功底深厚，新式教育也未落下，是那个时代典型的知识青年。
如果历史没有转弯，他或许会成为一名学者或作家。
1925年，怀揣着改造中国的理想，他登上了前往莫斯科的轮船。
此行的目的地，是专门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的中山大学。
在莫斯科，张闻天展现出极高的理论天赋。
他像海绵一样，疯狂吸收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系统理论。
那里的图书馆和课堂，成了他汲取“真理”的源泉。
很快，他与王明等人一道，成为党内公认的理论权威。
他们被冠以“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号，这既是荣誉，也埋下了隐患。
在他们看来，莫斯科代表着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经验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式。
带着这份理论自信和满腔热情，张闻天回到了国内。
一踏上中国的土地，他就被委以重任。
凭借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出色的文笔，他迅速进入了党中央的领导层。
当时，他主要负责理论宣传工作。
他的笔，成为党在思想战线上的一把利剑。
党内同志对他的文章评价很高，认为其逻辑严密，说理透彻。
“洛甫同志的文章，读起来就是不一样。”一位中央领导曾这样说。
他的化名“洛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就是党内理论的代名词。
然而，理论与中国的现实之间，开始出现一道难以察觉的裂痕。
张闻天习惯于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和马列的经典文本中寻找革命的答案。
他曾在一次会议上发言：“我们的行动，必须严格遵循国际的路线，这是原则问题。”
对他而言，理论的纯洁性和普遍性高于一切。
这种思路，在当时的“留苏派”干部中相当普遍。
与此同时，一个身影正深扎在中国的红色土地上。
在江西的崇山峻岭中，毛主席正在探索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他更关心的是中国的农民需要什么，中国的地主如何压迫，中国的战争该怎么打。
他曾对身边的干部讲：“书本上说城市中心开花，但我们的敌人却在广大的农村，我们不去农村，去哪里？”
毛主席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他主张一切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这就与张闻天等人所坚持的“本本主义”形成了初步的碰撞。
这种分歧，在当时并非个人恩怨。
它甚至没有立刻演变为激烈的路线争论。
更像是一种根本性的认识差异。
一位是手持苏联“航海图”的领航员，坚信图纸的精确。
另一位则是亲自下水摸索石头，试图趟出一条新路的探路者。
张闻天和毛主席，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革命范式。
一个看重理论的顶层设计，一个强调实践的底层探索。
3
1935年1月，贵州，遵义。
这座小城的气氛，比冬日的空气还要凝重。
长征路上的红军，刚刚经历了湘江边的惨败，士气低落到了极点。
队伍里弥漫着失败和困惑。
一场决定命运的会议，就在这里召开。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
争论的焦点，直指军事指挥的最高负责人博古和李德。
张闻天坐在那里，眉头紧锁。
作为政治局委员，他也是从苏联回来的，与博古等人关系匪浅。
然而，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让他内心的天平早已倾斜。
当毛泽东系统地剖析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错误后，会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谁来打破这个僵局？
所有人的目光，有意无意地瞟向了张闻天。
他清了清嗓子，站了起来。
“我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他没有拐弯抹角，开门见山。
接着，他从政治路线的高度，作了一个系统性的报告，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
这一炮，分量极重。
它标志着“留苏派”内部的分化，也为会议的转向奠定了基础。
会议的结果众所周知。
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得以确立。
而张闻天，则被推举出来，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
这个安排，意味深长。
它既是对张闻天关键时刻态度的肯定，也是当时各方力量平衡的结果。
遵义会议之后，张闻天成了名义上的党的最高领导人。
他和毛泽东，一个主政，一个主军，开始了密切的合作。
长征路上，他们几乎天天在一起。
白天行军，晚上开会。
在残酷的战争现实面前，书本上的理论显得越来越苍白。
张闻天亲眼见证了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的神来之笔。
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
每一次，都在绝境中开辟出一条生路。
张闻天内心受到的震撼是巨大的。
他不止一次地对身边的人说：“润之（毛泽东字）在军事上，确实比我们高明。”
这是一种发自肺腑的认可。
他也逐渐意识到，领导中国这样复杂的革命，需要的不仅仅是理论的权威。
更需要的，是对中国实际情况的深刻洞察和把握。
在这种认识下，权力重心开始发生一种不易察觉的转移。
虽然张闻天是“总负责”，但在许多重大决策上，他会主动征求毛泽东的意见。
尤其是在军事和战略方针上，他几乎完全放手，让毛泽东来主导。
他自己则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党的建设、宣传和理论工作中去。
这种变化，不是一次会议决定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自然形成的。
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就这样在党内、在军中，日益巩固。
张闻天，则心甘情愿地从台前的主角，转变为一个重要的辅助角色。
时间来到1938年。
延安。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
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程，就是正式明确党的领导核心。
从莫斯科回来的王稼祥，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明确指示。
指示中，对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给予了高度肯定。
时机已经成熟。
在会上，张闻天正式提议，由毛泽东担任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
他平静地完成了这次历史性的交接。
从“负总责”到正式交出权力，他内心没有太多波澜。
或许有一丝失落，但更多的是一种如释重负。
他认为，这是对革命最有利的选择。
对于张闻天，毛泽东的态度则要复杂一些。
他肯定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的贡献，也看重他的理论水平。
“洛甫同志是个好人，有理论，有水平。”毛泽东曾这样评价。
但同时，毛泽东也清楚地知道，他们之间在思想路线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张闻天身上那种从苏联带回来的教条主义印记，始终是毛泽东心中的一根刺。
这次权力的平稳交接，解决了组织上的问题。
但思想上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两人之间的关系，表面上客气而融洽。
但在平静的水面下，一股暗流正在积蓄力量。
它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一个能够彻底解决路线分歧的时机。
4
1941年，延安。
一场席卷全城的运动，正在深入。
整风运动。
空气里，不再是硝烟味，而是一种更为凝重的思想交锋的气息。
从高级干部到普通党员，人人都在学习文件，反思历史。
每个人都要写检查，做报告，剖析自己。
主题很明确：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矛头，无形中指向了那些从苏联回来的“理论家”。
气氛严肃，甚至有些紧张。
窑洞的灯火，夜夜通明。
一场场小型会议，争论激烈，不留情面。
有人痛哭流涕，承认自己的错误。
有人沉默不语，内心进行着天人交战。
这不仅是一次政治运动，更是一场彻底的思想洗礼。
张闻天，身处这场风暴的中心。
他的窑洞，成了延安最受关注的地方之一。
作为曾经的“总负责”，作为“留苏派”的代表人物，他要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
他把自己关在窑洞里，一连几天。
桌上摊开的，是他过去起草的文件和报告。
墙上挂着的地图，早已不是长征时的路线图。
他反复阅读毛泽东在运动初期作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
每一个字，都像一记重锤，敲打着他固有的认知。
“实事求是”，这四个字，他不是不懂。
但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更相信书本，相信从莫斯科带来的指示。
他想起了遵义会议后的日日夜夜。
他想起了毛泽东在战火中一次次化险为夷的决策。
那些实践的经验，与他脑中的理论框架，发生了剧烈的碰撞。
妻子刘英看着他日渐消瘦，忧心忡忡。
“洛甫，你别太为难自己。”
张闻天摇了摇头，拿起一支笔，在纸上重重地写了几个字。
“不是为难，是必须清算。”
他对刘英说：“我们过去，确实是言必称希腊，把马列主义当成了教条。润之是对的，中国的革命，必须走自己的路。”
他没有选择敷衍了事，或者找些客观理由。
他决定，要做一个彻底的、深刻的自我剖析。
这需要巨大的勇气。
承认自己过去坚持的路线是错误的，等于否定了前半生的自己。
对于一个曾经站在最高位置的领导人来说，这比战场上的失败更让人痛苦。
他开始动笔，写自己的检查报告。
初稿写完，他自己不满意，撕掉。
再写，再撕。
如此反复。
他要的不是一份应付差事的文稿，而是一次对自己灵魂的拷问。
消息很快传了出去。
“听说洛甫同志正在准备发言，要系统地谈过去的路线问题。”
“他可是博古之后‘负总责’的人，他的发言分量不一样。”
延安的高级干部们，都在等待。
等待张闻天的表态。
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事情，更关系到整风运动能否真正触及灵魂，解决根本问题。
一场中央学习组的会议即将召开。
会议的议程之一，就是听取几位核心领导人的报告。
所有人都知道，张闻天的发言，将是这次会议的重头戏。
毛泽东也听说了张闻天正在准备发言。
他没有去打扰。
这些天，他时常一个人在延河边散步。
从遵义会议到延安，他与张闻天的合作有过融洽，也有过分歧。
他看重张闻天的品格和理论素养。
但也对那套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深恶痛绝。
这次整风，要解决的，正是思想路线的统一问题。
张闻天的态度，至关重要。
会议召开前几天，气氛开始变得微妙。
人们在会场碰到，眼神交流间，都带着一丝探寻。
“洛甫同志准备得怎么样了？”
“不知道，他这次是要‘脱裤子，割尾巴’了。”
大家都在猜测，他会说到什么程度。
是蜻蜓点水，还是刮骨疗毒？
在一次重要的会议上，当轮到他发言的时候，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按部就班地检讨自己的错误，而是说出了一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话。
这番话不仅让在场的同志们目瞪口呆，更是让毛泽东当场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中央学习组的会议，终于召开了。
窑洞里坐满了人，烟味混杂着油灯的气味，有些呛人。
轮到张闻天发言。
他站了起来，手里拿着一叠厚厚的稿纸。
但他没有看稿子。
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像前面几位那样，先做一番沉痛的表态，然后列举自己的错误。
他没有。
他的目光扫过全场，最后停留在毛泽东身上。
“今天，我不主要谈个人过失的清单。”
他的开场白让在场的人都愣住了。
“我想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特别是我们这些在苏联学习过的同志，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宗教教条的。”
话音一落，会场里响起一阵细微的骚动。
这不像是检讨，更像是在作一个理论报告。
“我们过去，言必称共产国际，开口就是苏联经验。”
“仿佛中国的革命，就是把苏联的教科书在中国再演一遍。”
“我们忘了，或者说根本没有真正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异常清晰。
“在遵义会议之前，我们指挥战争，靠的是地图和苏联红军的条令，而不是中国的山川河流和敌我态势。”
“结果是什么？是湘江边的惨败，是中央苏区的丢失。”
他停顿了一下，拿起桌上的一杯水，却没有喝。
“是谁把我们从错误的道路上拉了回来？”
“是毛泽东同志。”
“是他在一次次的实践中，用事实告诉我们，中国的战争应该怎么打，中国的革命应该怎么搞。”
“他的路线，才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路线。”
“而我，作为当时‘负总责’的人，对这种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
“我不是简单地犯了几个错误，而是坚持了一条错误的思想路线。”
“我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成行动的指南，而是把它当成了可以到处套用的公式。”
“这是思想上的懒惰，更是对中国革命事业的犯罪。”
这番话，让所有人都震惊了。
没有人想到，张闻天的自我剖析，会如此深刻，如此尖锐。
他不是在为自己辩解，也不是在推卸责任。
他是在从理论的根源上，解剖自己和一批人的思想僵化。
这等于是在公开场合，彻底否定了自己前半生的政治主张。
会场里一片死寂。
人们看着张闻天，又悄悄地用眼角余光去看毛泽东。
毛泽东一直静静地听着，手指有节奏地在桌上敲击。
当张闻天说到“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时，他敲击的动作停了下来。
他的脸上，最初的惊讶已经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而又欣慰的神情。
张闻天讲完，坐了下来，窑洞里安静得能听到灯芯燃烧的噼啪声。
大家都在等待。
等待毛泽东的表态。
毛泽东站了起来。
他没有立刻说话，而是先给自己的茶杯续了点水。
“洛甫同志的发言，很好。”
他开口了，打破了沉寂。
“非常好。”
他加重了语气。
“他不是在应付差事，不是在‘洗澡’，而是在‘刮骨疗毒’。”
“他谈的，不是个人恩怨，不是细枝末节，而是路线问题，是思想方法问题。”
“这说明什么？”
毛泽东环视全场。
“说明洛甫同志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是一个好同志。”
“他能够从理论的高度，认识并清算自己的错误，这种勇气，值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学习。”
“我们整风，要的就是这种态度。”
这番评价，分量极重。
它不仅是对张闻天个人的肯定，更是为整个整风运动定了调。
那些原本因路线分歧而产生的隔阂，在这一刻，似乎被一种更深层次的同志情谊所融化。
毛泽东看着张闻天，眼神里是久违的赞许和信任。
张闻天也抬起头，迎着他的目光，微微点了点头。
两人之间，无需更多言语。
信任的种子，在延安的窑洞里，重新开始萌芽。
5
窑洞里的灯火，终究没有等到天明就散了。
人们怀着复杂的心情，三三两两地走出会场，消失在延安的夜色里。
张闻天的发言，像一块石头投进平静的湖面，激起的涟漪仍在每个人心中扩散。
“洛甫同志今天这番话，真是刮骨疗毒啊。”
“我以前总觉得他是个书生，脱离实际，今天一看，是我看错了。”
“能把自己剖析得这么彻底，党内有几人能做到？”
低声的议论，取代了过去的腹诽和猜疑。
大家看张闻天的眼神，不再是看一个“犯了错误的领导”，而多了一份发自内心的敬重。
他的威望，似乎并没有因为这次深刻的检讨而受损。
反而，那种坦陈错误、不计个人得失的气度，让他在众人心中的分量更重了。
几天后，毛泽东派人叫张闻天去他的窑洞。
窑洞里还是那张旧桌子，两杯热茶。
“洛甫同志，坐。”
毛泽东的语气很平和，就像是老朋友间的闲谈。
“那天你的发言，很好。”
他抽了一口烟，缓缓吐出。
“不光是我觉得好，很多同志都觉得好，都受到了教育。”
张闻天只是静静地听着，没有插话。
他知道，今天这次谈话，才是真正的关键。
“有些人，以为我们搞整风，就是要打倒一批人，换掉一批人。”
毛泽东把烟蒂在烟灰缸里摁灭。
“他们想错了。”
“我们党需要的是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同志，而不是一棍子打死。”
“洛甫同志，你给我们开了个好头。”
毛泽东看着张闻天，目光诚恳。
“你的长处，在理论。”
“这一点，党内很多同志都比不上你。”
“过去，你的理论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所以犯了错误。”
“现在，你把这个问题想通了，想透了。”
“你的理论，就要派上大用场了。”
张闻天抬起头，眼中有些许疑惑。
“主席，我……”
毛泽东摆了摆手，打断了他。
“中央决定，要成立一个中央政治研究室。”
“专门研究国内外的大政方针，为中央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
他停顿了一下，一字一句地说道。
“这个主任，我想让你来当。”
张闻天愣住了。
他以为自己会在一个相对次要的岗位上，慢慢淡出核心。
没想到，毛泽东交给他的是一个如此重要的任务。
这不仅是工作安排，更是一种明白无误的信任。
“主席，我犯过那么大的错误，这个担子，我怕……”
“怕什么？”毛泽东笑了。
“就因为你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所以你对它的危害认识得最深刻。”
“让你来管这个事，就是让你用自己过去的教训，来为我们党未来的路线把关。”
“这叫‘吃一堑，长一智’。”
“我相信你，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真正和我们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好。”
一股热流涌上张闻天的心头。
过去的路线分歧，那些微妙的隔阂与不快，在这一刻仿佛都烟消云散。
他站起身，郑重地向毛泽东点了点头。
“主席，我服从组织安排。”
“我一定尽我所能，把这个工作做好。”
毛泽东也站了起来，伸出手。
“好，我相信你。”
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这之后，张闻天便一头扎进了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的工作中。
他主持的中央政治研究室，为党中央的许多重大决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新中国成立后，这位理论家又走上了外交舞台。
他先后出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
在新的岗位上，他依然用自己的学识和严谨，为这个年轻的国家贡献着力量。
他和毛泽东之间的那份革命情谊，在经历了延安整风的考验后，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它不再仅仅是工作关系，而是一种基于共同理想和相互尊重的同志之情。
张闻天用他的后半生，坚定地支持着毛泽东的领导，履行了他在那个窑洞里的承诺。
6
那次窑洞里的握手，仿佛一道分界线，划分了张闻天的过去与未来。
他没有辜负这份沉甸甸的信任。
一回到住处，张闻天便一头扎进了中央政治研究室的筹备工作中。
他不再是那个只在概念里打转的理论家，而是将目光牢牢锁定在了中国的土地上。
他领衔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很快成了中央的“智囊”。
每一份递交上去的研究报告，都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的最新变化。
每一条政策建议，都反复推敲，力求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
这些报告和建议，为党中央在抗战后期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党内的同志们发现，洛甫同志变了。
他说话少了，但说出来的话分量更重了。
他的文章，不再是引经据典的理论堆砌，而是充满了来自实际调查的鲜活材料。
延安整风运动，如同一场剧烈的思想风暴，席卷了全党。
它带来的不仅仅是人事上的变动。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思想上的统一和路线上的明确。
这场运动，最终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从此，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理论核心和行动指南。
而张闻天，以他直面错误、勇于改正的姿态，成为了党内自我批评和团结的范例。
他让许多同志明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是一句空话。
一个曾经犯过“路线错误”的领导人，不仅没有被打倒，反而被委以重任。
这本身就是一种最有说服力的教育。
新中国的礼炮响彻云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张闻天也迎来了新的岗位。
他被任命为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不久后又出任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
从理论研究转向外交实践，这是一个巨大的跨越。
有人曾私下问他：“洛甫同志，从书斋到外交舞台，您习惯吗？”
张闻天只是笑了笑，回答得很平静：“都是为国家做事，为人民服务，在哪里都一样。”
在莫斯科，他以学者的严谨和外交家的敏锐，处理着与苏联的复杂关系。
他撰写的每一份电报，都力求信息准确，分析透彻。
他用自己的学识，为年轻的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争取着利益和尊严。
他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
它超越了普通的工作上下级，变成了一种基于共同理想和相互理解的同志之谊。
张闻天用此后的全部人生，坚定地支持着毛泽东的领导。
他在延安窑洞里做出的承诺，成了一生的实践。
岁月流转，历史的进程并非总是一帆风顺。
后来的政治风波里，张闻天也未能幸免。
他再次被卷入漩涡，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不公。
然而，即便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他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信念。
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继续读书，继续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
他的一生，是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的一生。
同时，也是不断学习、不断反思、不断追求真理的一生。
这位书生气的革命者，用他的经历告诉后人，何为忠诚，何为担当。
他的个人命运，与党的命运紧密相连。
这不仅是一个人的故事。
它更是一个政党在探索崎岖道路时，如何依靠自身力量，勇于纠正错误，不断走向成熟的生动缩影。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