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在中共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转折意义，而毛泽东同志对会议的成功召开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毫不夸张地讲，遵义会议若无毛泽东同志的引领，恐难成其事。此外，毛泽东同志对遵义会议亦有许多深刻的回忆和精辟的论述。深入研读这些论述，对于我们深刻把握那段历史，全面认识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会议情况
在漫长而艰辛的革命征程中，毛泽东屡次回顾遵义会议的往事，深入探讨会议的筹备过程、会议现场的激烈争辩、会议召开的历史契机、策略选择的考量，以及若干领导者的杰出贡献。
“频繁的投票结果总是三比四，这样的局面必须有所改变，让我们来拓宽一下视野。”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毅然启程，踏上了长征的征途。至11月底，历经激战，成功突破湘江封锁线，冲破重重包围，令蒋介石意图在湘江东岸一举消灭红军的企图化为泡影。然而，红军自身亦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数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锐减至三万余人。
军队连续遭受打击，士气随之下降。领导层内，对先前指挥失误的批评声四起，不满情绪逐渐酝酿。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一些曾犯“左”倾错误的领导同志开始觉醒。张闻天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便曾指出，李德的指挥方式难以取得胜利。据贺子珍回忆，王明路线的推行者对毛泽东的指控一直延续至长征时期。在离开中央苏区前，无人敢与毛泽东交流，而毛泽东也未曾主动寻找他人。长征初期，人们依旧避免与他交谈，但他却主动打破沉默，与同志们进行交流。毛泽东抓住一切机会，与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同志逐一谈话，反复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众多领导同志已转而支持毛泽东，为会议的召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延安整风期间，张闻天曾记述：“自长征启程以来，我与毛泽东、王稼祥二位同志同住一室。毛泽东同志便着手向我们阐述中央在反五次‘围剿’期间军事指挥上的失误，我迅速领会并采纳了他的观点，随即在政治局内部发起了对李德、博古的批判，直至遵义会议召开。”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黎平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在此次会议上，更有一项极具战略意义的决策诞生：抵达遵义后，将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全面梳理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方面的成败得失。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贵州黎平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此举对中央红军的行进路线产生了关键性调整。图中展现了黎平会议的遗址。
黎平会议落幕之后，红军勇猛地跨越乌江，向遵义挺进。在这段旅程中，毛泽东始终深思政治局内部的力量对比问题。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在遵义会议召开二十多年后，毛泽东曾在一次党内高层的小型谈话中提及：
在长征之前，我在政治局中仅有单一的表决权。然而，随着形势的恶化，我率先争取了王稼祥的支持，他不仅接纳了我的见解，还借助他的影响力促使张闻天转变立场。于是，每当政治局会议召开，意见的分歧往往形成两派，一方包括我、王稼祥、张闻天，共三票；另一方则有四票，由博古、李德及另外两位同志组成。会议常常以三票对四票的僵局告终，问题始终无法得到解决。不知经过了多少次会议，局面始终未变。最终，在万般无奈之下，我提出，若要打破这种三票对四票的僵局，我们应扩大会议规模，邀请支持我们主张的下级成员，同时也请他们各自邀请支持自己主张的下属，共同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进一步提议：“我认为，此次会议应扩大参与范围，除了遵义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还应邀请军委的负责人以及各军团的主要领导人。他们身处斗争的最前线，他们的意见应当得到充分的听取。”（《叶永烈采访手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
毛泽东的提议获得了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人的坚定支持，博古亦表示赞同。因此，原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演变为一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次会议不仅邀请了随中央红军长征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还邀请了红军总部及各军团的主要领导人。这些领导成员中，绝大多数对毛泽东的提议表示了支持。
遵义会议确认了博古的政治路线，但其主要精力集中于梳理和明确军事战略。
在遵义会议上，我们集中精力改正了当时对军事和组织至关重要的失误，并未涉及政治路线议题。对此，毛泽东这样阐述原因：
“遵义会议，发生于一九三五年，其核心议题是抵制战争中的机会主义倾向，将战争问题的解决置于首位，这无疑是战争环境下的必然反映。”此外，会议还确认了博古的政治路线，但主要精力集中在厘清军事路线之上。鉴于中央在长征途中的核心任务是军事领导，解决军事问题几乎等同于解决政治问题。随后，组织上迅速取消了博古的中央书记职务，由洛甫（张闻天）接任，这是当时唯一能够确保我们内部团结的措施。
首先，党内思想尚未达成统一，条件尚未成熟，多数同志尚未认识到其政治路线存在错误。其次，考虑到紧迫的战争形势，毛泽东等同志并未提出这一问题。此做法极为恰当，因为当时我党正身处无根据地、敌人四面围堵的严峻战争环境中，战争的胜负直接关乎革命的兴衰成败。若此时提出王明等人的政治路线亦存在错误，可能导致党内产生剧烈震动，引发激烈争论，对战争极为不利。政治路线问题宜留待日后讨论，此举对于维护党的团结与统一，确保长征胜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凯丰曾言，我的战斗策略并不精妙，不过是照搬了两本兵书中的策略。”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城内，红军总司令部举办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重要扩大会议。
本次会议由博古担任主持，并发表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行动的总结性报告。他在报告中对自己在军事指挥方面的失误进行了反省，但更着重于强调各种客观因素的作用。周恩来随后作了补充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主要归咎于军事领导层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相关责任。随后，张闻天代表周恩来、毛泽东以及王稼祥发表了联合讲话，对“左”倾军事路线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紧接着，毛泽东发表了长达一小时的讲话，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大转移过程中的重大损失，根源在于军事上采取的单纯防御策略，这表现为进攻时的鲁莽冒进，防御时的保守固守，以及突围时的逃兵心态。
在会议的激烈辩论中，两种观点激烈碰撞，争执不下。毛泽东曾在六十年代初多次提及凯丰当时采用反批评手段以捍卫博古与李德。他曾言：“在遵义会议期间，凯丰曾批评我的作战策略不甚高明，称我是依照两本经典兵书行事，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
毛泽东因凯丰的言论激发了浓厚的探索兴趣。他指出：“实际上，战场上的交锋岂能全然依赖书本？当时我所阅读的，只有《三国演义》一书，至于《孙子兵法》，我却未曾涉猎。那位同志却坚称我曾读过。我曾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多少章节，首篇的标题是什么，他却无法回答。看来他同样未曾阅读过。此后，这倒促使我自己去查阅了《孙子兵法》。”
依据会议所做决定，张闻天同志依据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精神，草拟了《中央关于反击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性决议》。该决议在政治局审议通过后，随即下发至各支部。决议强调，“军事上的片面防御策略，构成了我们未能击破敌人五次‘围剿’的根源”；同时，也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在历次反“围剿”战斗中总结出的、契合中国革命战争发展规律的积极防御战略与战术原则。
“若无洛甫、王稼祥二位同志毅然脱离第三次‘左’倾路线，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便无从谈起。”
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顺利召开，离不开周恩来同志的卓越贡献，同时，张闻天与王稼祥同志亦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1945年6月，中共七大举行之际，新一届中央委员会选举结果揭晓，王稼祥遗憾未能获得半数选票，未能入选。此消息传至毛泽东耳中，他不禁为之愕然。
我们必须明确，若非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毅然决然地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离出来，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便无从谈起。虽然同志们常将赞誉之词归功于我，但绝不可忽视他们二人的贡献。当然，遵义会议的召开汇聚了众多同志的智慧和努力，会议的筹备亦历时甚久。即便没有那些同志的参与与支持，仅有他们二人亦难以成事。然而，正是他们二人，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勇敢地站了出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长征伊始，王稼祥同志便开始坚决抵制第三次“左”倾路线的负面影响。
“在昨日的中央委员选举中，他未能成功当选。因此，主席团决定将他列为候补中央委员的首位候选人，并期望各位能够支持他。”
这篇毛泽东的讲话，使得代表们对王稼祥的认识更加深入。大会开展了对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投票。6月11日，七大揭晓了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结果，共选出33人，按照得票数的多少进行排序，王稼祥名列第二，成功当选。杨尚昆回忆起当时的情况，称其为“毛主席助力稼祥同志‘竞选’”。
“事物的发展自有其历程，而错误的显现亦然，经历着一个逐渐被揭示的过程。”
自党的六大召开以来，革命浪潮重燃，呈现出一派复兴景象。然而，随着中共中央的领导权落入一些对国情缺乏深刻理解、却深受共产国际信赖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之手，革命事业遭受重创。除陕北根据地得以坚守外，其他各根据地相继丧失，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组织亦遭受严重破坏，给党和红军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在延安整风运动开展之前，吴亮平曾在中共中央机关任职，并与毛泽东就抵制“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进行过探讨。吴亮平回忆称，在延安期间，他曾向毛泽东询问是否可以提前开展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毛泽东回应道，这恐怕不太可能，因为事物发展有其规律，错误暴露也需要时间。若在第五次反“围剿”早期，即便我们已察觉到教条主义的错误，仍有可能误导众多干部和群众。若当时便发起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可能会导致党内分裂。因此，首要任务是维护革命的整体利益。只有在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重大损失后，干部们的认识得到提升，共识形成，遵义会议才得以顺利召开。
二、会议评价
对于遵义会议的评议，最具权威性的文献非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莫属。《决议》的酝酿与诞生，历经了一段漫长且错综复杂的历程，其起草与完成主要在毛泽东的主持与积极参与下完成，凝聚了集体的智慧，全面展现了毛泽东的立场与见解。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遵义会议作出评价，称其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重大影响的军事与组织错误，其举措无疑是完全正确的。遵义会议标志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层的全新开端，这一转变，对于我党而言，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自那之后，毛泽东屡次对遵义会议予以评述，尽管言辞简略，却对我们深入理解遵义会议的深远意义大有裨益。
张闻天召集，我负责。
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明确指出，遵义会议在历史进程中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此，我认为“事实上”这几个字尤为关键，不可或缺。
众所周知，遵义会议并未直接任命毛泽东为总书记，而是选任张闻天在中央担负全面责任。然而，鉴于毛泽东在领导红军成功进行三次反“围剿”战役中的卓越表现，以及他非凡的政治洞察力和丰富实战经验，加之他所提炼的准确战略战术与军事原则得到中央领导集体的广泛认可，尤其是他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在长征途中屡次提出的军事策略，以及为红军制订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均已为遵义会议所采纳，并被中共中央所确认。因此，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层中已确立其核心地位。
1971年8月，毛泽东再度踏上了南巡之旅，途中与各地领导同志深入交流，频繁提及党的光辉历程。在与华国锋的交谈中，他提及：“遵义会议系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成功废黜了王明的领导地位，张闻天承担起总负责的重任，实际上他担任召集人，而我则负责处理事务。”（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毛泽东所言，无不契合历史事实。尽管他并非总书记，却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中流砥柱。
《介绍与问答——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出版社，1981年）
遵义会议照片。
“我国人民对独立自主精神的深刻领悟，始于遵义会议的召开。”
在遵义会议之前，中共党史在很大程度上记录了如何将共产国际，即苏联共产党的指令具体执行的历史。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代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长提供了宝贵的支持，这一点理应得到肯定。然而，由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够深入，他们的错误指导也给初生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尤其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局面、阶级关系以及革命的道路等问题提出了诸多错误的判断。“左”倾教条主义者机械地照搬共产国际的错误指令，使得中国革命几乎走到了绝境。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惨痛失败，促使中国共产党从“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深刻认识到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思想路线的极端重要性。
鉴于长征期间中共中央已与共产国际断绝了电台联络，遵义会议因此首度未受到共产国际的干预。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开始着手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和党内的重要议题。
在1963年9月的一次对外宾的交流中，毛泽东指出：“对中国的理解，我们历经了数十载。若是对我国国情缺乏深刻理解，那就难以行之有效。真正的独立自主精神，是从遵义会议时便开始萌芽的，那次会议对教条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当时的教条主义者坚信苏联的一切都是完美的，忽视了将苏联的经验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重要性。”
自遵义会议以来，我党始独立自主地执掌中国革命的舵盘与领导之权，此标志着党历经坎坷之路，终圆满迈向成熟之境。
遵义会议实为一个转折点，对中国革命的进程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毛泽东在回顾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历程时，曾深刻指出：“遵义会议乃是一大关键，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在诸多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刻，毛泽东总是不吝将遵义会议定位为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和分水岭。
194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发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明确表示：“去年十月，政治局对过往的路线进行了深入的检讨，普遍认同从四中全会到‘九一八’期间的中央路线总体上是正确的。然而，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几个重大原则性错误。从‘九一八’至遵义会议期间的中央路线则被认定为错误的。而遵义会议之后，中央路线则被认为是正确的。”
毛泽东的这一观念，对中国共产党在研究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例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遵义会议标志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转折点。正因这一转折，我党得以成功结束长征，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不仅保全了党和红军的核心力量，还对其进行了锻炼。我们党还成功击败了坚持退却逃跑主义，并企图另立山头的张国焘路线，化解了“左”倾错误路线在陕北革命根据地引发的危机。此外，我党正确引导了1935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妥善处理了1936年的西安事变，构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而推动了抗日战争这一神圣战争的爆发。
在面临空前危机之际，遵义会议力挽狂澜，不仅拯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更拯救了中国革命，从而成为党史上一处关乎存亡的转折关头。